文明發展至此，每三年幾乎就能是一個時代，而三年前的2013、2014則可謂是台灣短片的一波小高潮，此榮景部分得力於「高雄拍」獎助計劃開辦，催生出不少優異作品，諸如諸如徐漢強《小清新大爆炸》、趙德胤《海上皇宮》、黃信堯《大佛》、莊絢維《復仇》、程偉豪《保全員之死》；此外還有陳和榆《神算》、柯汶利《自由人》、吳中天《四十三階》、陳永錤《跳下去活下來》、王希捷《划船》、吳季恩《他好嗎？》等佳作皆於同期問世。其中，《保全員之死》並獲得2015年金馬獎最佳短片，終結該獎項在2012至2014連續三年被中國作品攻佔的窘況。

然而真正的更大的台灣電影困境，那是三十年來都未曾消除的了，但在這三十載中成長起來的創作者，如今已邁入而立並將成為產業中堅，此世代的我們可以怎麼破解難題？有哪些方向值得努力？本文將以兩年來每月策辦「新導演的幾道難題」、「吾世代電影活路」創作講座與短片放映的經驗，統整從業人士們在每次活動中不吝惜的心得分享，並適時引述他們一語中的之觀點與見解，融會成對近年台灣劇情短片環境的觀察報告，這裡暫不談論創作精神層面，而要嘗試從邏輯觀念上找出可能的活路。

絕不只是長片的習作
短片「是什麼」與「可以是什麼」

短片到底該長成什麼樣子？答案大概就跟21世紀的這個世界一樣，一切並無絕對標準，最明確的只有長度限制，不過本地幾個主要補助單位仍各持己見：文化部影視局主辦的「短片輔導金」是未滿60分鐘；高雄電影館主辦的「高雄拍」是不超過25分鐘；「公視學生劇展」則因播映屬性及廣告破口需求，得在27、28分鐘左右。可是，一旦躍上國際性影展平台，無論報名簡章規定多少片長，「超過20分鐘就很難入選」才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意味著既不需要有「盡量拍滿片長上限感覺比較有誠意」這種常見於台灣的撒必思心態，更要懂得在影像表達中去蕪存菁、有所取捨。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觀摩單元策展人Ryan（鄭秉泓）曾直言，若是素質相去不遠，20分鐘與15分鐘的作品，以策展實務來考量，肯定是讓15分鐘的入選。平均而論，12到18分鐘是最能全球通吃的理想長度。

再者，關於劇情短片的結構，有沒有可類比的概念？如果說長片像是拳擊賽，必須思考每個回合的策略與套路，最終發揮綜效贏得比賽，那麼短片則像要制伏歹徒，得在有限時間內一招擊中要害，著重出奇制勝；也可以說，短片應該有如情感豐沛或是張力萬鈞的極短篇，但千萬不要變成廢話連篇的流水帳。年中採訪賈樟柯導演時，他談及中國由於沒有短片傳統，年輕創作者從電影學院畢業後，只要資源到位便馬上去拍長片，所有導演資深之後就再也不拍短片，這件事令他不解，好比一個詩人不可能只寫長詩不寫短詩，畢竟那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創作體裁。這是目前聽過最貼切的比喻。

故事的創意、製作的創意、初衷的創意
製作實務裡的「怎麼做」與「為什麼做」

拍片構想的成形，通常開端於選題，由此處便可輕易窺見我們「一窩蜂」的民族性：前幾年風行的是校園霸凌與世界末日題材，接著是青年返鄉隨機搭配親子代溝、隔代教養、老人失智、外籍配偶、都更拆遷，最新潮流則來到是枝裕和式的家庭劇，事件觸發點往往源自一位已過世或者快過世的親人。

當然能夠理解之所以做此選擇。一方面是因為教育和社會環境養出了同質性很高的若干代人，另一方面則是投公部門資方及評審所好，但是拍片只是為了拿到資金拍出一部片嗎？只是要反映現實表面與當朝的主流價值嗎？比起創作，這樣的成品會不會更像政宣？創作者是否有先找到真正想要關注的人和情感、自身獨到的世界觀？還沒的話不要硬拍，否則作品就是一不動人，二不可信，三太容易被取代。

拍片和創作談的是「創意」，而眾人總會直覺是故事和劇本的創意，卻經常忽略「執行方法的創意」。

年輕創作者最大的阻礙是沒有資金，但當電影教育沒有與時俱進，未能跳脫完整而龐大的劇組編制、要求制式規格的攝影燈光美術、難以在既有的場景條件內變通的時候，預算與拍攝的彈性便失去了，這反倒讓許多學院出身的創作者，根深蒂固地認定用一兩百萬拍短片才是正道，而要拿到這筆錢，最快的是投政府補助，所以得向主事者的喜好及政治正確靠攏，於是題材又被限縮，進入惡性循環。低預算的製作方法即使已被證明可行，卻仍然鮮少有人採用，可是就拿體制成熟的日韓電影界來說，以台幣一百萬內拍長片、用搞社運的方式組建核心團隊、將拍片視為生存理念般衝鋒陷陣的獨立製片者所在多有，台灣平均的短片預算都已經優於他們了，我們是不是該多發揮一點省錢的創意？

接著是短片的目的性，依照吾人的生存哲學，向來是只注重結果不在乎過程，做任何事都得先看準最終能收割什麼，於是，普遍的想法是「拍片一定要拍到長片才算數」，短片被視為將來拍長片的敲門磚、墊腳石，也因此很多作品是以「長片練習」的心態在做。導演徐漢強在講座中曾表示，台灣短片常發生的問題，是全片的前後10分鐘純粹在交代前因後果跟角色背景，觀眾真正關心的中間發展反而做得非常平淡。若能拋開「為長片鋪路」的功利想法，純粹就短片特性來使力，相信表現會精彩不少。

解放「導演是唯一中心」觀念
製片，不是只有橋事和管錢

這話可能刺耳，畢竟台灣的導演中心制歷史淵遠流長，媒體與宣傳策略也習慣將導演用造神手法來推銷吸睛，以致業內業外獨尊導演，人人也都想當導演，對於製片做為主創的認知與重視度極低，印象若非停留在奔走片場、處理庶務，就是只要管錢、不要干涉創作，跟人說你想做製片，對方就會流露出想摸你額頭、看你是否燒壞腦袋的表情。

但在現今的資訊、媒體、製作環境下，作品除了攝製階段以外，還有無數前後端的工作必須照顧，從張羅資源、統籌製程、給予創作判斷及建議，再延伸至行銷公關，都需要策略制定者，有力的製片夥伴不可或缺，導演與製片應該是雙核心概念，因為兩個總比一個強。

截至目前，貫徹這條道路的多數是在台的外籍創作者，「傳說中的國際資源，如何看得到更吃得到？」講座中，與馬來西亞籍導演廖克發搭檔的義籍製片陳璽文（Stefano CENTINI）提到，台北電影節舉辦的「南特一對一工作坊」徵件期間，許多投件導演都來邀約他擔任製片，這反而讓他為大家找不到在地製片人才感到惋惜。國際經驗、語文能力、人脈資源、審美品味都是製片能掌握的籌碼，如果這個世代不擅出產強人型作者，就該轉而思考如何打組織戰，趕緊找到實力相當、平起平坐的盟友一起走這條創作路。

為自己打開一扇機會之門
國際化之策略與必要

反過來問，不這麼做的話能怎麼辦呢？單單以當下這個時間點來觀測好了：台灣內需市場無論規模或品味都無法供養足夠多元的作品類型，是事實；渡過劇烈轉型、經濟奇蹟到如今發展停滯的社會現況，世界的眼光和資源不會主動投向我們，也是事實；本國不存在富有遠見甚或合乎需求的文化政策，還是事實。以這三點事實為基礎，就能導出要在島內範圍尋求創作與製作的精進是難如登天，唯有跨國交流合作、不管南向或者東西北向才是必然趨勢之結論，並且亦能為資金上的開源、美學上的拓寬開啟更多可能。

走向國際，最簡易的第一步即是參加國外影展，這也是製片專業職能可發揮之處，大至擬定參展策略排程，小至備妥報名表格與影片物料，然而比起去哪個影展，入選哪個單元更加事關重大，獨立電影工作者林聖文曾用《歸來的人》在鹿特丹影展的戰略加以解釋：正式競賽相較一般觀摩，不僅資源等級不同、被重視的程度差異甚巨，也能得到最佳的媒體曝光和訪問機會，進而影響作品怎麼在國際影展間流動。此外還有個重點常被台灣人的閉俗性格給疏忽：既然花了時間跑影展，認識人與建立關係才是第一要務。這很現實但也很真實，必須得說，國際影展社群的運作，很高程度就是關乎人脈，就是關乎怎麼讓人對你做為創作者產生興趣與好感。在「如何第一次前進國外影展就上手？」講座中，導演王希捷提供她在坎城影展「短片角落」（Short Film Corner）的社交撇步：盡量抽出時間去看片，如此和人聊起天來，能立刻知道彼此的程度、品味以及誠實與否，對判斷合作可能性很有幫助。

以上的國際事務我們早已習慣單打獨鬥，習慣到都忘了台灣其實是有國家電影中心的，或者應該說，政府未來在各部會的業務劃分中，理當要擬定一個單位負責協助將電影相關資源整合，讓推廣工作事半功倍。台北電影節策展人郭敏容在「孰破孰立，哪條是獨立電影真活路？」講座中，分享過她與瑞典、丹麥、韓國、法國等國家電影中心的選片合作經驗，她歸納要能做出實質成效，中心的基本配備至少得有詳盡的影片資料庫、在各地的票房分析、向國際推廣本國作品的宣傳刊物，當中又以法國國家電影中心經營的「UniFrance」的資訊最為齊全，而這些國家若是投入資源補助一部影片，就會給予從頭到尾的完整呵護，但反觀在台灣，劇本、企劃案、國外參展各有各的補助，每個環節卻是斷裂、各自為政的，遑論有系統、有效率地進行全球推廣。

電影就該被看見
新媒體與電影院通路的新可能

2016被稱為台灣OTT（線上影音服務）元年，儘管落後國外環境已久，但至少為本地短片寥寥可數的宣發管道提供多一種機會。而新興的OTT能支援行動裝置，先忽略聲光效果呈現的細膩完整度，單論格式屬性的話，或許是對短片更門當戶對的載具。

OTT平台扮演短片創作平台，在華語地區早有先例。2012至2014年間，中國視頻網站「優酷」出品的三個「大師微電影」系列，台灣有蔡明亮和吳念真導演參與；「鳳凰視頻」也曾於2013年推出《南方來信》，合輯六部短片中亦有蔡明亮、趙德胤導演之作；今年則由導演賈樟柯乘著新媒體蓬勃之勢，成立了「柯首映」線上平台，旨在讓短片難以商業化、難以回收的宿命獲得扭轉。目前台灣在新媒體領域，主要有中華電信與北市影委會聯姻合辦「金片子」短片創作比賽、將大量作品導入MOD平台；高雄電影節在2014年開發「雄影雲端戲院」APP服務，除了增加參展短片的曝光度，亦有計劃轉型為常態策展營運之線上短片戲院；佳映娛樂子公司想映電影也正組織自家的短片協會。總體而言，隨著收看習慣的變化，閱聽眾對短式優質內容的需求，長期看漲。

至於傳統電影院方面，光點華山電影館已於2014年起推出「年度扶植新導演計畫」，以作者專題為單位來介紹台灣新銳短片；位於高雄的in89駁二電影院也從今年起發佈短片徵件展，並預計在2017年春季強化選片概念、打造進階版的短片影展，同時也將開辦塊狀的台灣短片日。

全球影展數量近十年內擴張了十倍，映演通路與作品需求增加的背後，卻也存在著丟失創作初衷的隱憂，引用導演廖克發講座時的省思：想拍片跟想當導演是兩回事，創作者要摸透自己跟電影的關係需要時間，絕不是拍了一部短片就會知道。

就像台灣電影的前途尚不可知，只能繼續用夠好的作品替未來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