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一念無明》，一方面震懾於它在選材上的黯沉力道，一方面也對創作團隊掌握時代脈動、同時維持電影工藝應有標準之用心，深感佩服。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這對才華洋溢的搭檔，在金馬獎盛典前夕接受訪問，除了暢談《一念無明》的創作點滴，當我們聊到應運時代而生成的新一波香港電影浪潮，彼此都為之動容。

角色功課及拍攝現場的表演火花

曾志偉、金燕玲、余文樂，三位主要演員的表演（再加上方皓玟），其實就是整部《一念無明》的戲肉。已經有太多訪談寫過他們的表演細節，也談過曾志偉以其資深的影壇大哥地位，提攜後進，甚至不收取分文酬勞，義助演出，為的就是能讓新生代創作者有展露頭角的機會。

當然，黃進和陳楚珩笑道，因為劇本裡的這個角色，或許能讓他過足戲癮吧，無形中，就產生極大的吸引力，讓他願意出手襄助。黃進導演說，他們在撰寫劇本、構思角色的階段，就已經決定希望能由曾志偉出飾父親一角。以往，曾志偉在大銀幕上的形象，若非喜趣諧角，就是江湖梟雄，編導這次嘗試將這個父親的角色塑造成「曾經不可一世」的人物。曾經，中港之間的貨運暢達，貨車司機高高在上，意氣風發，家庭裡有再大的糾紛和壓力，對一個這樣的男人來說，他只要躲進工作裡，地位、名望、財富，都有了。然而時代變了，世道變了，生意難做了，人間就是這麼淒涼，家沒了，名望和驕傲也沒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如今是蝸居在劏房的糟老頭。

在準備角色的過程裡，創作團隊希望曾志偉儘可能抓到那種「英雄氣短」、「時不我予」的感覺。從肢體語言的對比——坐上貨車駕駛座時的豪氣干雲，下車買飯回家的猶豫和遲疑，到態度上的茫然，甚至無助。這樣巨大的對比，黃進導演強調，就是他們希望曾志偉大哥能全力配合、深入了解及體會、呈現的角色功課。

另一方面，對於余文樂，他要面對的角色功課也與以往觀眾所熟悉的銀幕形象有極大出入。要從挺拔俊美、瀟灑有型的余文樂，蛻變成一個凝結了現代都會焦躁、憂鬱、情緒大起大落的——病人。「我們不是故意要讓他們變成另一種演員」黃進和陳楚珩表示，「我們其實希望能仔細、鑽研他們跟平常不一樣的地方。但最後出來的人物，也仍然還是他們，因為他們也已經把真實的自己放到角色當中」。他們二位說道。

礙於資金與時間限制，《一念無明》實際的拍攝期僅有十六天，對演員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戰。金燕玲基本上就只拍了一天的戲，但實際工作時數幾乎有將近20小時，將她的表演能量高度濃縮、結晶，釋出於銀幕之上。雖然少了些戲劇因果、人物實體的鋪墊，在層次情緒的展覽上，金燕玲的苦、恨、疼痛，折射了曾志偉和余文樂的執著和無能為力，十分精采。

然而對余文樂和曾志偉來說，他們的戲份重，拍攝期這麼短，就不得不因應拍攝地點和鏡位的規劃等客觀條件，進行「跳拍」。

整部電影在刻劃父子關係這條戲劇線上，張力最大的一場，發生在醫院的天台上。父子兩人涕泗縱橫互相訴苦，兩人當面咆哮、當面吼叫，卻彷彿沒有真正「對話」到似的；那種無力感，來自角色，來自戲劇情境，卻也來自導演與兩位演員撞擊出的表演火花。

「那場戲是跳拍的。我們開工後第二天就先拍了那場戲」黃進導演說。在準備角色的過程中，余文樂不斷深掘躁鬱症患者的內心世界，閱讀生活實例，參考書籍，進而身體力行地從打扮，從各方面都帶入角色；但劇組希望曾志偉準備的功課是那位「曾經不可一世」的過氣英雄，他對躁鬱症的病狀愈陌生，對如何與病人相處的情況愈不適，那些台詞和那個氛圍，就愈能真正撞出讓人錐心的痛。曾志偉飾演父親時，喊出的「我不明白」、「你能不能正常點？」，一聲一聲，撞在已經對躁鬱症頗能感同身受的余文樂心上，那個奪眶而出的眼淚，那憤怒、自責……幾重交織，成就了全片張力最大的戲劇瞬間之一。

對躁鬱香港的溫柔凝視

編劇陳楚珩覺得，香港人對於「躁鬱」的感受一定很深刻。工作、出遊，平時在大城市裡奔走，生活節奏很快，腳步很快，總是處於一種極度亢奮的狀態。回了家，房子小，所有情緒壓縮在一個窄的空間裡，「回家時都很累，很多問題是沒有空閒解決的。在外面見了人會有一個亢奮的狀態，回到家就悶起來。我們生活的節奏，把我們逼得有點不正常」這樣的大起大落，不就恰恰是躁鬱症的最直接指涉嗎！陳楚珩說，他們花了一段時間訪談社工、醫生及患者，也讓余文樂親自閱讀了病患的康復日記，真正深入去了解這個現代社會的文明病，也試著要去摸索、去理解，該怎麼和這個病、和這樣的病人，共同相處下去。

大都會的生活，大城市的焦慮。香港此時此刻的處境，以及「傘後」的社會變化，反映在奪下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十年》，乃至《一念無明》，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回應了這層內在焦慮。更有甚者，許多影評、學人、論者，更著意指向所謂的「中港情結」，想從這層層次次、千絲萬縷的糾纏裡，找到解讀這些作品的新鮮視野。

對陳楚珩和黃進來說，「情結」不「情結」他們在創作時並沒有往那個方向思考。更多的關注，則是聚焦在他們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感情。陳楚珩舉例，比方像電影後段，片中的小朋友問余文樂，為什麼他們在天台一起種的花都凋謝了，答曰可能這個城市並不適合它生活下去。小朋友則回答——那就讓我們一起努力，把這裡變得更好吧！

「這個是我們對香港的盼望」。黃進和陳楚珩同聲強調。對於香港，這個城市，這個充滿成長回憶、也是寄託未來的地方，「我們覺得沒有希望，我們會想要放棄，很多朋友其實想移民來台灣。移民。一走了之。但，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放棄！坦白講，我們目前不可能很樂觀地去看到一個很好的未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絕望的，甚至比較難拯救的未來」。

可是還是要去拯救。不是嗎？

兩人說到這裡，都微微有些激動。尤其，這個理想和這個寄託，就跟同時期好多其他的創作者一樣。我們看到這群年輕一輩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匯聚成一股幾乎可以說是「時代」的力量！黃進說，這個力量其實是「時代給我們的。我們逃不了！我們真的不是故意去拍什麼政治題材，而是——無論我們拍什麼題材，一定都會有那個味道」。他一再強調，這就是他們這一輩香港電影工作者最關心的！陳楚珩也接著補充：「不一定所有的電影都要講政治和社會的議題，但是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狀況必定會反映在創作或作品上面」。

在金馬獎看見下一波港片浪潮湧起

走筆至此，不禁讓人想起在第48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劉德華獲頒影帝時致感謝詞，他感於台灣電影界的同行，團結在一起，撐過台灣電影最低迷的時候，而他也深切盼望香港影人同樣能撐過這個香港電影最低迷的時候。

那是2011年，距今大概五年之前的事。

過去幾年之間，香港影壇出現了大批的年輕創作者。他們有感於香港此時此刻的處境，他們懷抱著的不盡然是希望，很多時候反而是絕望——因而破釜沉舟，義無反顧地繼續前行。他們透過作品高聲呼喊：難道因為低迷，大家就可以不愛香港了嗎？

出於對那個城市的真愛和真心關懷，這群年輕創作者將這個動力，發之為創作。黃進、陳楚珩只是其中一支，「鮮浪潮」或曾國祥等等，也只是其中一支，還有其他很多人，彼此氣味相投，互通有無，更得力於業界大老的信任、提攜，以及嚴格的磨練。縱觀今年金馬獎的幾部入圍作品，《點五步》、《一念無明》等，部部精采，加上集合多組香港影壇的青春新血，在「鮮浪潮」的旗幟之下，合作拍成這部三條主線（並非三段式）揉成完整故事的《樹大招風》，以嚴謹的戲劇結構、人物經緯而受到矚目，一舉入圍最佳劇情片等多項大獎；甚至還有往合拍片式的商業製作靠攏之餘，仍保有編導作者意識與高度創意的《七月與安生》，也同樣廣受重視。

這股新興而生的創作勢力，儼然成形。香港本身累積的創作能量，也已瀕臨迸射光芒的臨界點。一但天時、地利、人和，好風送至藤王閣，應聲而起的絕對會是一場近似於當年「台灣新電影」精采而又瘋狂的電影浪潮。它有沒有可能像1963年《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掀起那麼猛暴的文化旋風，我們不敢妄言預測，但在這個即將跨入全新時代的門檻大限之前，遙想當年《小畢的故事》還有《恐怖份子》在金馬獎先後掄元的往事，不禁怔然。

第53屆金馬獎最終將新導演獎頒給了黃進，劉德華的影帝願望，似乎就要達成。風暴將至，我們興奮，我們期待，我們更好奇，這場風雨雷霆吹打到自己身上時，我們的創作心靈會給予什麼樣的回應。

謝謝金馬獎。半個多世紀以來，金馬獎的預言沒有失準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