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490 2014-12-31 | 紀錄之眼 |
紀錄片不存在於真空狀態
文 / 李展鵬

在今天,影展可以是一件很象牙塔的事:它吸引的是文青,是一些想在電影院中尋找小確幸的中產觀眾,更甚者,它是某種社會認同的媒介,提供階級優越感──「當無知的觀眾排隊買票看膚淺的好萊塢片,我卻來泡影展呢。」今天的「藝術電影」越走越小眾,面對戲院外的那個充滿戰爭、壓迫與抗爭的世界,電影彷彿退回到一種附庸風雅的位置。

然而,這次參與201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我卻彷彿參與了一場政治運動。

書寫歷史的力量

作為華人紀錄片獎的評審,我看到《孩子的村子》以孩童的天真目光去尋訪一段血淋淋的社區歷史、《餘生─賽德克巴萊》以多角度的詳盡資料去還原霧社事件、《刪海經》以遠古生物鱟去探問金門的生態、文化、歷史與政治,幾部作品的手法有隨意有嚴謹,但無論是孩子的笑意、鱟的姿態與原住民臉上的無奈,都有歷史的重量。

這個單元的兩部得獎作品,分別是首獎得主《玉門》及評審團特別獎得主《星火》。前者以強烈的影音對比、近乎行為藝術的影像,呈現一個被棄置的工業城玉門的頹垣敗瓦;表面上的無語問蒼天,卻暗藏尖銳的社會批判。後者則透過幾位老人家的深度訪問,追溯在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大飢荒期間,一群有識之士如何在政治高壓下創辦異見刊物《星火》,構成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口述歷史。當官方歷史總是遺漏了、抹去了太多事實,這些作品強而有力地書寫歷史。

不約而同地,這次我們幾個評審鍾情的作品都有一定政治性。在評審會議中,我們談到電影評論經常出現的非藝術考慮──那有時候恰恰是政治因素,或是作品的歷史價值,而未必是藝術價值(如果純粹的「藝術價值」存在的話)。其中一位評審道出至理明言:「紀錄片從來不是存在於真空狀態中。」的確,如果要評價一部紀錄片必須去審視作品在某個政治社會脈絡下的意義與價值,那麼,聲言紀錄片與政治無關不過是自欺欺人吧。

看紀錄片,我特別重視作品讓什麼人發聲了、發掘了什麼問題、又引起了什麼反思,它跟被攝對象之間,又是否存在一種距離,容許導演有獨立思考空間。這解釋了為何一些深受觀眾喜愛的參賽作品得不到評審青睞。而用這個標準去看,紀錄片幾乎是不可能不政治的:發聲的人,是否在社會中被壓迫被漠視的一群?電影挖掘的問題,是否有助於觀眾思考當下世界的問題?導演又能否從個案去提煉出他對時代的見解?紀錄片畢竟不是新聞報導,不是要客觀中立,而是要對社會現實提出問題,進行批判。

非常政治的一夜

頒獎典禮的一夜,是非常政治的一夜。特別貢獻獎得主是綠色小組,在戒嚴時期的台灣,他們拍出過百部紀錄片,力圖記錄戒嚴時代台灣的社會面貌。台灣紀錄片競賽首獎得主《公民不服從》記錄了在過度警力下奮進的公民運動,導演陳育青頂著光頭上台領獎,積極參與抗爭運動而官司纏身的她笑說:「有了這獎金,我現在有錢去打官司了。」至於評審特別獎得主《正面迎擊》的導演鍾權上台時則特地佩上黃絲帶,在台上喊出「香港加油」,聲援雨傘運動。華人紀錄片及亞洲視野競賽不約而同把首獎及特別獎頒給了中國作品《玉門》及《星火》,而國際競賽的首獎得主《貪婪帝國》,則揭露了韓國三星公司的惡行,以及女工的漫長抗爭。

這些得獎作品勾勒了這個世代的面貌:政治專制、經濟強權、公民運動。這邊廂,是權力的囂張;另一邊廂,是抗爭的力量。綠色小組得獎時,道出他們當年是因為三台不可信而拍下過百部紀錄片。數十年過去了,主流媒體仍然不可信,社會仍要依賴有心人經營獨立媒體去抗衡已被政經權力收編的媒體。這次得獎影片的大部分題材,亦不容於當地的主流媒體。綠色小組的使命還沒有完成,要下一代的影像工作者接棒,紀錄片仍然任重道遠。

其實,在百年電影史中,紀錄片一直與社會發展與政治問題密不可分。在1928年的英國,女性剛得到與男性平等的投票權,達到全民普選。導演John Grierson發現選民缺乏政治常識,往往在沒有充分資訊下投票。因此,他決定用紀錄片進行政治教育,就一系列的社會議題拍片,包括拍攝當時的礦工及郵局工人的生活等。至於另一代表性的英國紀錄片導演Humphrey Jennings則把攝影機帶到倫敦以外的英國北部,探討工業革命如何改變底層人民生活。這些作品都讓當時的英國人看到一個前所未見的英國。

在六七十年代的歐美,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紀錄片也有重要作用。女性主義者用紀錄片拍出女性經驗,挑戰父權社會;黑人用紀錄片曝露種族歧視,向白人社會質問。一時間,無論是種族、性別或階級弱勢都透過紀錄片發聲,構成了一幅有活力又多元化的文化圖像。到了近十年,Michael Moore的《華氏九一一》大力踢爆「九一一事件」中布希政府的黑暗與虛偽,成為影史上最賣座的紀錄片之一,後來的《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更對美國現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賭場心態」(Casino Mentality)及「貪完就走」的陋習(Runaway Greed)大加鞭策。Michael Moore的電影是當時美國「倒布希」的一股不小的力量,說明了紀錄片不只是在影展出現的小眾之作,而具有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

紀錄片:變革的使命

紀錄片往往在社會變動時發揮作用;它有時讓我們了解社會,有時直接提出政治訴求。當下的世界,政治暴力、經濟強權、保守文化都張牙舞爪;至於在過去半個世紀成功脫貧的兩岸社會,亦面對新一輪的種種來勢洶洶的政經問題。當年,魯迅曾把變革力量寄望於筆鋒,到了今天,紀錄片的鏡頭是否也能擔起促成變革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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