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以前我是個縮身在螢幕微光底下的沉默觀眾。

後來，Ｈ接下了電影社的副社長；而我第一次參與電影社的工作便是和Ｈ協辦校方邀請的和平影展巡迴放映活動。不過，那畢竟和電影本身有了距離。

電影社一直是個小眾社團，心神被光影誘惑的這一群人似乎也甘於這樣的氛圍。一些人搜羅從遙遠國度漂泊而來的影片舉辦各式主題影展，一些人定期依約前來，看片。除了少量的海報，BBS就是電影社的手足。然而，當創社及其後幾屆的社員們離開學校之後，這種原始而隱密的存在就漸漸往它最喜愛的幽晦角落移動，如同在文學院轉角的那間霉閉的視聽教室。

那也是難以避免的沉默嗎？畢竟我們對電影社並無所求，全部的辯駁、傾訴已經生滅在光影與聲響之間。印象深刻的是，有次影片播畢，規劃影展的學姊想與觀眾們交換一些心得，稀疏零落的言談卻使這樣的討論無以為繼。

在停頓了一段時間之後，Ｈ接下社長，我也參與規劃影展。那一年的影展活動就像彼此追逐的光影一般充滿生命力：庫斯度利卡、柏格曼與塔可夫斯基、卡洛斯．索拉。夏天，我們也嘗試在社區國小舉辦蚊子電影院，其中一部就是《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今年夏天，我也將離開學校與電影社。在參與了兩、三個學期的社團事務之後，不免也覺學校對學生社團的規範太多，像電影社這樣的小眾社團幾無立錐之地。事實上，它不會欣欣向榮、蓬勃昌盛，看似無以為繼卻又不致絕跡；其實，它自始至終就是一個同好會，個人與影像間的私密同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