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周本報頭條報導以〈奇蹟的一年過後──2013台灣紀錄片在院線〉探討台灣今年紀錄片熱潮的現象，本報繼續深入對紀錄片的探討，試圖從不同產業環節的從業人員的視角，針對台灣紀錄片近年的發展、院線紀錄片的影響力，為讀者提供更全面的了解。首先本報為讀者訪問的是長年關注台灣紀錄片發展的影評人林木材，邀請他以多年的觀察針對今年的發展現況提供看法。
儘管今年紀錄片票房火熱，但在品質上，林木材認為今年的表現並沒有特別突出，大部分的紀錄片和過去的樣貌仍十分類似。所謂類似，是指這些影片多半致力關懷弱勢族群，同時，他們也普遍請向將拍攝對象的「正面能量」轉化為「激勵人心」的敘事素材。此外，近年紀錄片也講究配樂的催化效果、快速的剪接因而，在院線上的這些紀錄片類型就顯得頗為單一。《正面迎擊》反而較能讓林木材為之驚艷，這部影片獨特之處在於它對於「真實」的辯證，這樣的概念將《正面迎擊》帶回了電影美學上的思考。但是和其他的院線影片相比，該片在拍攝題材上卻顯得較不吃香。近年推上院線的紀錄片都是針對某一特定議題進行探討──但也無可厚非，特定議題可能吸引特定族群關注，帶動相關團體的包場──但像《正面迎擊》較無特定的議題、同時沒有基礎受眾的影片能收到的關注就極為有限。
減少創作包袱 增加影像敘事能力
同時，近年台灣的紀錄片都還是著重於關注特定議題，但他認為，若大家普遍期待紀錄片應該要改變社會，以至於紀錄片工作者在思考創作時，總是背著太重的包袱，在這樣的狀況下，它的創作能量可能因此減少，或變成他的影片只能為弱勢者服務，這樣紀錄片的目的性會變得太強，限制了創作的空間。例如從《看不見的跑道》和《當家花旦》這兩部片中，比較難看到導演個人的觀點，反而純粹中性的呈現被攝者走過的艱辛的歷程。他去歐洲看影展的時候，發現每一部紀錄片的觀眾都很多，大家不太在乎影片的議題對他們是否相關，而是將看紀錄片當作一種生活習慣。他認為這可能是更理想的狀態，如果我們可以進展到那樣的狀態去看紀錄片，它會承擔比較少社會責任和壓力，也讓創作者擁有更大的空間呈現自己的聲音。
同時，林木材也強調，紀錄片也是電影的一種，傳遞訊息的媒介仍然是「聲音」與「影像」，因而紀錄片導演還是必須找到適合他的影像語言，用影像來說故事。但目前台灣有許多紀錄片工作者似乎還沒有找到他們習慣的影像語言，使得這樣的創作者遇到一些難以交代的訊息，多半都仰賴字卡或旁白來解決敘事上的問題，可是那樣的作法不但讓訊息片面化，也讓一部電影變得平凡。字卡和旁白都是一般大眾製作影片時都會使用的工具，「但身為一個電影導演，你有沒有能力做出超越一般人的東西？」林木材說。同時，這樣的影像語言也可以透露出導演個人的獨特視角，這是對一個導演很重要的關鍵。
高產出低曝光 期待電視環境健全
今年是紀錄片上映最多的一年，但是他認為整體票房是否有成長，應該又去掉票房最突出的《看見台灣》之後，才能客觀判斷。而對於許多紀錄片工作者都希望將作品推上院線，他認為院線放映是這些導演在社會實踐上的一種手段，希望利用院線引領某股風潮，促成他們期待的改變。紀錄片在台灣的院線才能發揮影響力，在林木材眼中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台灣現象，似乎只有透過院線，一部紀錄片才能受到更多矚目，而在電視上大家大概看一看就過去了，他認為這是台灣的觀眾習慣使然。
林木材認為，要讓紀錄片有更好的發展環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還是需要從電視著手。儘管電視播映成效看似不大，但是既使播出的收視率只有 1%，就已經有 20 萬的收視人口，但在院線上播，1萬人就已經算還不錯的成績。從產業和政策面來看，電視環境的健全，也能夠提供紀錄片更多映演、被看到的機會。台灣政府近年一直在鼓勵紀錄片的製作，台灣一年能生產 60-80 部紀錄片，但是卻沒有足夠的播映管道。若只求在院線上映，像今年能上映 10 部紀錄片就很多了，其餘的紀錄片應該如何才能被更多人看到，至今卻並沒有太多人思考過這個問題。而國內在紀錄片播映節目方面，目前雖然已有公視的「紀錄觀點」，做為紀錄片播映的常態節目，但是節目播放頻率低，在首播之後的重播時段冷門，讓影片播映的效果大打折扣。其他的新聞台雖然也有類似紀錄片的新聞單元企劃，但是他們願意再投入多少資源製作優質的紀錄片，這應該是台灣現在應該開始去思考和推動的。
而望向海峽對岸，中國大陸起步很晚，直到前幾年才開始發展紀錄片，但是他們發展的方法和台灣非常不同。他們首先設立了「CCTV-9 紀錄頻道」專門播映紀錄片，而當頻道開台之後，因為必須不斷播映許多紀錄片，便在產業鏈的末端創造了許多創作需求，讓供給的人進來。而台灣現在則是供給量很大，末端需求卻極小。林木材認為，當電視的環境夠健全時，我們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給台灣紀錄片工作者更多機會朝更專業的方向邁進、磨練。
創作者與觀眾的轉型期 期待有效累積耕耘成果
他十分懷念九○末期，台灣的影壇上出現各種不同型態的紀錄片，那樣多元的樣貌，從一個評論者的角度來看，是他心目中最「美好」的時光。現在則是最紀錄片最「繁榮」的時刻，兩者意義卻不同。林木材指出，這樣的差別可以在國際影展上觀察到一些跡象，他這幾年參加日本山形影展，卻都沒看到台灣的紀錄片入選。策展單位曾向他解釋，他們近年仍持續關注台灣紀錄片發展，只是一直沒有看到有著強烈獨立觀點、很有力量的作品，不像九○台灣紀錄片所展現的創作能量，他們認為，台灣紀錄片可能正面臨一個過渡期，大家正從獨立創作轉而思考產業的發展，或是希望透過影像敘事、院線上映等方式，開始尋找和觀眾對話的可能。當這個階段成熟，林木材認為，台灣下個階段就很有可能出現如歐美世界可見到的大型紀錄片。
從觀眾的參與情形來看，近年似乎也是觀眾的過渡期，有許多新觀眾因為院線上的這些作品開始知道「紀錄片」此一形式，對於紀錄片工作者來說，或許也是一個將更多人引進紀錄片世界的轉機。對此，林木材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台灣解嚴後從《月亮上的小孩》到現在已經經過了二十年，但可惜的是，這幾十年來的累積與紮根，似乎鮮少留下成果。以至於至今仍是每逢一陣紀錄片熱潮興起，大家又「重新」注意到紀錄片的存在，「二十年後，我們在討論的事情，和二十年前還是一模一樣，我們的討論都不會進階」。其中尤其可惜的是，在每一波熱潮之間，有些團體曾經對相關現象或議題做過豐富的討論，但卻鮮少能被保留下來供後人參考，使得大家之後的每一次討論，都可以站在這些基礎上網更深入的地方探索。
他期待不論官方或民間，應該有人能夠持續不懈的去整理這些訊息，讓台灣的紀錄片創作者、觀眾透過這些經驗累積，都可以不斷成長，看到更多面向，有更成熟的思考。否則「例如《看見台灣》引發很多很好的討論，但當五年之後，又有另一波紀錄片熱潮興起，我們到時是否能夠開始討論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