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看到庫斯杜力卡的作品，是他在一九八五年的成名作《爸爸出差去》。這部電影讓庫斯杜力卡在坎城影展奪得金棕櫚大獎和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並穫奧斯卡外語片提名。可算是大放異彩的一年。不過，這還是在前南斯拉夫時代，當時台灣介紹東歐作品只是剛開始，却已有不少媒體及評論者廣泛的討論。

事實上前南斯拉夫電影，早已在國際上樹立極强的創造力，除了札格拉布動畫大本營外，南斯拉夫電影早在二次大戰後建立强而有力的貝爾格勒學派，由於這群創作者大部份如庫斯杜力卡一樣，都在布拉格FAMU這個東歐新電影搖籃接受電影教育，也有人稱之為南斯拉夫的捷克學派。無疑地這種新電影潮流，是受到當時狄托的修正主義政策影響，對過度嚴厲教條化的蘇聯史達林主義，開啓了文化的一絲空間。一直到狄托在一九八○年以八十八高齡去世，終結其四十年的領導，南斯拉夫已從農業經濟轉向都會現代經濟發展，通貨膨脹及官僚政體的無力，幽暗歷史的傷痕，正在新世代的電影影像中，得到耀眼的表現。庫斯杜力卡和他同期的南斯拉夫新電影「NOVI FILM」，正是在這樣的背境中，與波蘭、捷克、匈牙利成為東歐電影新浪的重要輪流接棒代表。

庫斯杜力卡第一部作品《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亦可算是他的童年往事式成長時代回顧，即是以六Ｏ年代他的出生地塞拉耶佛為時空背景，片中已呈現出庫斯杜力卡後來作品的慣用元素，像狄托政權下的共產政權陰霾、半農村社會的家庭結構、單純有趣的觀察現實觀點、帶著荒謬，揉合著悲喜的情境處理、還有庫斯杜力卡最具特色的神秘行動（如片中的催眠術），雖不像他後來作品那麽嫻熟，但其個性與風格，已大多得到相當具原創力的呈現。這或許亦與詩人及劇作家西德蘭（Abdulah Sidran）合作編寫有關。西德蘭除了本片外，還與他合作《爸爸出差去》的劇本。兩個作品，尤其是後者，奠立了庫斯杜力卡國際影壇的位置。

《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雖然為庫斯杜力卡贏得了威尼斯影展銀獅獎，對一個新導演來說，已經非常不容易，他從1981年到1988年，在塞拉耶佛表演藝術學院（Akademija Scenskih Umjetnosti）擔任講師，並於奧巴拉露天舞台（Otvorena scena Obala）擔任藝術總監。但也在這期間，拍攝了成名作《爸爸出差去》，該片更大膽直指社會、政治和倫理的乖謬現實，片名中所說的爸爸出差去，其實是在二次大戰後，狄托反對史達林强勢干預，引發蘇／南分裂，本來共同建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也從貝爾格勒移出，本片父親馬沙即是此時期的被懷疑份子，送往勞改營而佯稱出差，全片精彩之處乃從兒子馬力克的天真視點出發，自由幽默中散發無助與悲情，尤其兒子馬力克的夢遊行動，為本片增加魔幻寫實的趣味，在全片混亂的人性缺憾和政治猜疑中，獲得坎城金棕櫚大獎，實至名歸。

三年之後，庫斯杜力卡重新出發，完成了《流浪者之歌》，原長度近五小時的史詩篇幅製作，亦有視之為其最佳導演代表作。該片描述吉卜賽人擺盪在自由與慾望邊緣的犯罪世界。本具有超能念力的青年男主人翁裴漢，在不斷沉淪的吉卜賽邊陲漩渦中，一再捲入了悲喜交雜，既荒謬又黑暗的犯罪淵藪。或許會震懾於該片殘酷的黑色喜感處理，但其豐富的色彩、複雜的調度、對黑暗場段的微妙透視和那超越真實的魔幻想像力（一隻寵物火雞、一支牆壁上移動的湯匙、飛揚的白紗等意像）都讓本片處處充滿教人動容的驚奇。

踏入九０年代，南斯拉夫陷入多種族及利益價值的衝突，內戰因此激化。庫斯杜力卡移居美國，努力在資本電影市場中，堅持著不妥協的姿態，遂在哥大講學期間，與學生共同合作，產生了《亞歷桑納夢遊》這部参加婚禮後的狂想曲，雖不若前作那樣野心宏大，但對好萊塢的習套翻轉，並邀請傑瑞路易及費唐娜薇演出，仍展示出其另具心意。

庫斯杜力卡再度被大力討論之作，當然是其《地下社會》，庫斯杜力卡有感於南斯拉夫在殘酷內戰中解體，其中夾雜著背叛、欺瞞、自私和荒謬，《地下社會》正以悲喜劇的混合形式，呈現出借古喻今的爭論。本作品雖然從一九四一年開講，却橫越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狄托主義、冷戰到內戰，長達半世紀，故事天馬行空地以隱瞞戰爭結束，使一群人藏匿二十年，並信以為戰爭還在進行的荒腔走板的利用和背叛。狹窄的族群意識、卑鄙的自利行徑、偏執與友情泯滅在片中，殘酷登場。影片結尾於九○年代初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內戰，超現實地將亡魂與生者都同時出現在婚禮之中，代表了庫斯杜力卡和劇作家科瓦切維奇的黑暗歷史觀點。

儘管如此，本片正由於涉及內戰問題，仍遭受相當嚴厲的政治批判和指責，有人指之為塞爾維亞宣傳觀點，有人指其為巴爾幹戰事抹黑，甚至有指之為戰争受益者。讓本片企圖超越意識型態的企圖，仍難逃正反兩面的歷史爭議。

一度曾因嚴峻的批評，盟生退休念頭，其後與歷史政治漸行漸遠的庫斯杜力克，轉向拍攝了《黑貓，白貓》與《巴爾幹龐克》，兩者都跟以前過度黑暗的元素，拉出距離，尤其前者輕鬆狂想掩蓋了殘酷，結局愉快得像童話。後者則是導演拍攝自己参與的搖滾名團「無煙地帶」的紀錄片，在演出與排練之間，展示出音樂的信念和樂趣。至於他另一部議題更吸引人的紀錄片《馬拉度納：庫斯杜力卡球迷日記》則展現出馬拉度納的多面向，除了吸毒嗜酒、政冶能量十足外、他強烈的個性，宛若一顆不定時炸彈，他評訐小布希為殺人犯，但也有他居家平凡的生活情感世界。

庫斯杜力卡的創作能源，無可否認的來自那東西交滙的巴爾幹半島文化，他甚至在拍《生命是個奇蹟》時，搭建整個木頭村（Drvengrad），其實也是講述一位鐵路工程師，在塞爾維亞和波士尼亞戰爭時，所發生的情感與離散故事，庫斯杜力卡總能在酣暢而色彩紛繁的場面調度中，流露豐沛的生命力，他勇於為廣泛的邊緣族群發聲，於嬉笑荒謬中洞見歷史悲情，在奇幻的想像世界中，尋找逃離的困境的出路。結合舊東歐集團的沉重，揮發費里尼式狂想。或許有人覺得他在後期作品的表現企圖，不像前期宏大深刻，但或許這些作品正在探索一份更平實的人性世界，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