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認同是否像一場乒乓球賽？得要有球，還要有對手，我們要節奏一致的移動，迎擊「我」打出的每一球。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畢業的陳惠萍帶來製作歷時七年的《漂流廚房》，從食物、記憶和移民來回勾勒辯證，鋪陳出一條關於自身與國族「我是誰」和「我該何去何從」的漂流軌跡。

也許一切要再話說從頭，2007年陳惠萍從研究所畢業，同一屆還有施合峰和黃琇怡，上一屆的學長姊則是李家驊和吳汰紝。畢業後，陳惠萍發現自己沒辦法再拍片，當時二年級老師是吳乙峰，她形容當時有如「牆壁上的蒼蠅」的蹲點拍攝方式，讓她很不能適應。看著第一批拍攝回來的素材，陳惠萍才發現自己下意識把受訪者的頭都切掉了。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把別人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作品，倫理焦慮讓她無法輕易把攝影機對向他人，於是畢業製作《On/Off》陳惠萍拍了自己，之後轉去做剪接。「剪接對我來說心裡比較好過，因為拍攝端已經不甘我的事了，來到我這邊對我來說就是案子。」

2012年，朋友把她拉去南洋台灣姊妹會做影像志工，認識了從柬埔寨來的科雅和來自泰國的莎麗。陳惠萍發現無法壓抑自己想拍攝的慾望，於是開始沒完沒了的拍。一拍起來像在記錄朋友的日常和聊天，科雅邀她去泰國參加弟弟婚禮時，她也帶著攝影機，筆觸像是旅行遊記。在這趟東南亞遊記中，陳惠萍選了越南、柬埔寨和泰國。沒想到最後一站泰國，剛下飛機，就出事了。

在泰國機場陳惠萍因姓名相近而被誤認為政治犯「Chen, Hui-puen」，且生日恰好又完全相同，意外被遣返回國且終生不得入境泰國，如此離奇的轉折致使拍攝倏然畫下句點。回國後，她發現自己一直處在憤怒和恐懼的情緒中，要怎麼證明自己不是那個Hui-puen？那自己到底是誰？與莎麗和科雅的生活相比，遣返事件顯得如此的巨大。

剪接師做久了，看到素材很快就知道要怎麼連接起來、可以完成交片。陳惠萍先剪了國藝會的版本結案，接著便著手做自己期望中的版本。捨棄研究所時被強烈目的性框架的拍攝方法，陳惠萍自言《漂流廚房》在前端仰賴當下的直覺，拍的時候並不考慮是要完成一個故事，「我覺得我是在剪接的過程才學習做一個導演，前面都是用直覺去拍東西，根本沒辦法想像片子會長什麼樣子。」然而，後續的三、四版卻十分不順。

在DOC DOC紀錄片工作坊裡，吳文光導演曾建議她放棄莎麗和科雅的支線，單純發展遣返的事就很精采。「雖然說不出來為什麼，那時我覺得我們三個人就有關係，沒辦法切割，DOC+的講師是法國剪輯師克萊兒阿瑟頓（Claire Atherton），她對我的想法表示信任，給了我很大的支持。」自己為何在泰國被拒？如何抓住受訪者和「我」身體氣味般的移民經驗共感？她發現三、四版的影片全都在做宣言聲明，「我只是在告訴大家一個答案，但這個答案被影片趕了出來。」這時候已經不是從海量的素材中挑選、串聯的問題，自己大聲疾呼的語調，與莎麗、科雅無法融合。最後陳惠萍採取的方式是讓私我滲入影片，從外轉入由內自省的過程，跟著影片的主角們一起前進。

也許「遣返」也算是一個意外的禮物？陳惠萍很坦然地說，對比兩位受訪者，自己在島內從台北至高雄的移動幅度太小，在遣返事件發生以前，片子的漂流感是召喚不出來的。誠如片中科雅在柬埔寨開玩笑，指著弟弟對陳惠萍說：「他以為你是越南人。」也許出國才能知道自己不是哪裡人，「認」之前首先要被認錯，所以鄉愁是永不可觸及，有方向感的流浪必須持續在路上。

我反問陳惠萍，你覺得哪邊是讓你有歸屬感的地方？「沒有。」她回答得很乾脆。

歸屬感是否與更大的東西相關？《漂流廚房》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實我很羨慕科雅和莎麗，他們可以很肯定而自信地說出自己是哪裡人。有時候很想跟他們說，不要放棄自己的國籍，拿台灣的身分證，實在太危險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2019年台北電影節人物採訪系列專文
原文網址：台北電影節影展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