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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2019-05-13 | 台灣製造 |
以一個下沉的蚵村,作為台灣縮影:訪《蚵豐村》導演林龍吟
文 / 馬曼容、謝佳錦 圖/日映影像提供

「一班也就5個人,很有趣,我們那一年,不約而同地,都拍了關於回家的故事。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一個愛沙尼亞同學拍信仰問題,破敗、無人參拜的家鄉修道院裡,修士的兒子要反抗父親。一個來自烏克蘭的同學,風頭浪尖時(返回正值烏克蘭危機的故鄉),直接在現場拍劇情片1,很屌,還拿了捷克金獅獎的新導演獎項。大家好像都有類似心結在。」

1987年出生,政大外交系畢業後,遠赴捷克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唸電影導演的林龍吟,和他這班同樣在捷克磨練拍片能力的同學們一樣,學成後義無反顧地歸國,把鏡頭對準心心念念的家園故土。2017年,他在老家台中豐原成立大島影像,期以跨國視野關照在地內容,拍攝廣告、MV、短片外,積極籌備長片。今年5月4日,醞釀多時的首部劇情長片《蚵豐村》,於韓國全州國際影展(Jeonju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舉行世界首映。

《蚵豐村》的故事發生在台灣西南角落,一個不管是地層抑或生氣皆日漸下沉的濱海蚵村。年近三十的青年,離村北漂打拼多年後返鄉,貌似風光榮歸、實為受挫回巢的他,要如何面對堅守蚵田家族事業一輩子的嚴厲父親、寄望靠他鹹魚翻身的兒時玩伴,以及這片早已陌生的蕭索土地?

這是一個關於回家的故事,但林龍吟強調,有別於很多人在講的美好的返鄉青年神話,「普遍當代狀態是很多人『有家歸不得』,不是真的有家歸不得,而是不知怎麼重新連結他離開的那個地方」。面對家園轉型,家的樣貌已經跟離開時所認識的不一樣了。在林龍吟的觀察中,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時代現象,國內外皆然,而他的初衷是想把這點記錄下來:人如何連結家鄉。

 


1. ‭ ‬由Anna Lyubynetska執導的短片《Kiev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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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沿海地帶作為島國縮

讓人好奇的是,當這名從捷克回到台灣的新銳創作者,明明故鄉在不靠海的豐原山城,何以把故事架設在沿海?林龍吟理想中的拍電影方向,是要能捕捉到時代精神。他認為台灣80年代的創作,有回應到當時出外打拼、尋找新生活的氛圍,反觀近代,他似乎沒看到屬於這個時代的標記。於是他想知道,活在當代的人是什麼樣子?選擇沿海作背景,因為他認為這裡是台灣各種當代狀況的縮影——產業凋敝、世代與新舊價值觀衝突、傳統信仰與都市文明混雜。沿海地帶宛如一個舞台,轉化並濃縮了各種台灣重要命題。

之所以把故事安排在嘉義縣東石鄉網寮村的養殖蚵業,是一場意外。最初目標是想放在台灣西海岸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區域,不料從彰化勘景到雲林,始終沒有滿意的,於是透過衛星地圖搜尋,從空中俯視看到一個微妙的正方形村子——網寮村,村子周圍幾乎全被廢鹽田水域包圍,颱風天必定淹水。特殊地理引發林龍吟的好奇心,也讓他恰好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大颱風天,驅車探訪。

經過田調,林龍吟得知網寮村有4年一次的王船祭典,而養蚵是村民賴以為生的產業,其經營現況跟他預想的相去不遠。他舉例,當地幫他最多忙的養蚵大戶,事業做得再成功,車子一輛輛、房子一套套換,依舊不願兒女回來接班。甚至,村內幾無青壯年。世代價值的矛盾、產業的後繼無人,皆鮮明體現於此。林龍吟希望透過對產業的深入了解,呈現出台灣草根的當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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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返鄉青年盛吉(林禹緒 飾演)試圖重新連結自己跟家人、家族傳統事業與土地的關聯;父親順明(喜翔 飾演)代表維繫傳統產業的一方;童年好友昆男(陳莘太 飾演)則是從未離村、涉世不深,巴望著觀光膠筏做發大財夢的金毛青年。主要角色皆為男性,針對此一性別設計,林龍吟說,他觀察到台灣年輕男性跟父親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包括他自己在內,多少都會面臨來自父輩的期待及價值觀的落差。跟主角年齡相仿的他,即使已經出生在開明家庭,仍發生過衝突。因此他相信,這樣的父子關係,不再僅是個人經驗,反而能引起許多共鳴。更重要的是,回到最初創作目標,當如此緊繃的親子狀態,置於傳統產業的斷層切面,更能凸顯台灣當代困境的根源。因此,才刻意將世代間衍生的不理解,全都落在男性身上。

 

製作:講究細節的獨立製片

拍片人總有吐不完的苦水,獨立製作的《蚵豐村》,找資金可說特別受挫。2015年,林龍吟拿著半完成的劇本開始找錢,但一連被好幾個投資者、監製拒絕,就連台灣拍片常見的公部門補助,也未獲青睞。當年《進擊的鼓手》(Whiplash,2014)正夯,許多人勸初出茅廬的他,仿效其先拍短片版獲得關注與資源,再拍成長片的作法。但他心裡有明確目標,知道手上劇本就是一個必須拍成長片的故事。政府門路不通,他轉向民間生意人提案。「回到最根本,我始終相信故事可以打動人,我跟他們說:『這就是你們的故事,你們長大地方現在的樣子』」,林龍吟激動說道。面臨開鏡前4天仍資金短缺、隨時可能撤組的嚴峻挑戰,終於在後幾日補足龐大缺口,完成22天的拍攝期。

或許就是這個感動人心的庶民故事,吸引了來自舞台劇、廣告、電影領域的演員組合。談起選角,林龍吟坦言是一種微妙的機緣。剛從國外回來,誰都不認識,只能從各方放消息,引起演員們關注。在與林禹緒、陳莘太簡單面談後,前者的內斂矜持、後者的草根氣息,都深深吸引著林龍吟。雖然他們都是大銀幕新人,但樸素且初生之犢的氣質,契合著電影調性。

最讓人驚喜的卡司,莫過於資深影人喜翔。回憶起喜翔的主動洽談,林龍吟僅與他聊聊天、試試角色口氣,便決定與他合作。林龍吟認為讓喜翔想要參演的原因,正是《蚵豐村》的劇本。這一個寫實又不是完全寫實的故事,有那股台片近年鮮見的草根與生猛,或許讓喜翔想起90年代拍電影的感覺,尤其是拍侯孝賢《南國再見,南國》(1996)。「拍片中間空檔時,喜翔總跟我閒聊他過去拍《南國》的故事」,林龍吟憶述。這樣似曾相識、一起打拼的感覺,似乎也讓喜翔這位性情中人格外起勁,時不時跳下水,幫忙工作人員架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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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有限,並不限制對細節的考察,反因其決心而更講究。2014年夏天,林龍吟前往網寮村進行田調,意外結識當地熱心阿伯,願意將房子借給他住。接下來的一年半,斷斷續續去住,跟村民打成一片。初期的演員角色訓練,他也要求演員直接進駐村內,學習當地生活節奏,讓他們如同那地方長出來一樣。原本不認識的林禹緒和陳莘太,隨著每天跟村民出海、剖蚵仔、學開船,逐漸熟絡起來,如片中親密死黨。林龍吟也提到,他居住在網寮的期間,更學起當地的「海口腔」台語,他也向我們演繹「蚵仔」一詞,在不同區域的口音差異,並要求演員精確掌握。如此微小卻真實的細節,讓《蚵豐村》的人物一開口就有海口人的味道。


膠卷:影像美學與工作方法

林龍吟所就讀的捷克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是捷克最好的電影學校,幾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捷克名導,如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伊利.曼佐(Jiří Menzel)等人,都是校友。林龍吟就讀大學時,就開始隨劇組拍片,也去廣告公司實習,非科班出生的他,打滾一陣後有強烈結論,畢業後一定要出國念電影。但要選擇美國還是歐洲?林龍吟分析兩地體制的差異,他認為美國式拍片,只適合在完美的工業體制下運作,所以並未成為首選。加上自身喜愛捷克電影中散發出的冷調黑色幽默,譏諷中帶著機智,壓抑中又狠狠大開玩笑的風格,很符合他喜愛的美學,於是將電影學習之路鋪向FAMU。

在FAMU的學習期間,讓林龍吟養成不少良好習慣,「不管是敘事上、攝影風格上,再細看做事的方法,歐洲的製片方式其實蠻適合台灣人的。因為歐洲人的資源同樣有限,但他們做事情是有規則、有方法的,如何從中變通找資源,去彈性運用」。捷克電影教育所學,有助於《蚵豐村》因應拮据與周折。

決定使用16釐米膠卷拍攝,也是從學校打下的基礎。林龍吟本身就是電影攝影師,因學校所教,讓他拍膠卷比拍數位習慣非常多。首部長片為專注於導演工作,特地請了在FAMU認識的俄羅斯攝影師Aley Elagin。在他的經驗裡,膠卷只要數字對了,呈現效果幾乎不會有差錯,印在膠卷上的畫格,也不易像數位時不時出問題、掉檔案。美學方面,底片所能包含的色彩、亮暗度,遠比數位廣大。「最大的差異,是底片拍人的感覺,跟現在攝影比起來差很多,尤其在膚色上,你可以看到那種飽滿的立體感,我覺得在這種人文題材電影上,底片絕對是個強項。」《蚵豐村》大量採取三種主色:海天的藍色、帶有信仰暗示的正紅色、人物皮膚的黃色。影像上所呈現的顏色與質地,幾乎都是現場拍出來的原汁原味。對膠卷技術面的信心,也反映在場景選擇,「我刻意選在日正當中的場景,這樣才能保留天空海洋陰影的細節,加上底片本身帶有如沙粒般的質感,扎實生猛的粒子感,契合我心目中所想要的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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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學考量,採用膠卷另一原因,來自作業方法的不同。「現在數位拍攝的人都太浪費,基本上你沒有浪費過底片,就會不知道怎麼珍惜一場戲。底片的優點,是劇組會全神貫注在同一件事情上,因為你知道有資源正在被消減,而這消減是不復返的。」用膠捲拍,現場更加聚精會神,投入專注的心血結晶,緊密度亦有別。

林龍吟感慨,因數位的便利,新一代電影工作者不再懂膠卷,加上膠卷的拍攝技術規格、場次表記法都跟拍數位不同,一開始建立劇組的過程相當困難,光要找到敢不看monitor(監看螢幕)的拉焦大助,就費時許久。儘管半數劇組成員是他的外國朋友,但開拍時還是能體會到斷層的存在,不論是技術上的重新熟悉或重頭學習,甚至是文化、美學上因拍片方式的不同,所引發的衝突與磨合。讓他如此堅持膠卷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讓這樣的作業方式薪火不滅。


聲音:影音與文化的衝撞

除了影像的粗礪質地,風鈴般的蚵殼碰撞聲、遙遠而持續的海浪拍打聲,這類細膩的聲音元素,同樣為《蚵豐村》加分不少。談起聲音,林龍吟說自己是對聲音敏感的人,母親從事音樂工作,自小耳濡目染,也做過聲音設計,路線偏向實驗性。對於音樂使用的想像,他有著與台灣普遍配樂不同的思維。他認為音樂跟影像沒有誰去配合誰,台灣總是將下配樂的時間點算得太精準,流失音樂本身的能量。他偏向錄像及實驗音像的影音搭配邏輯,認為聲音與影像該是相互撞擊,而雖然看似撞擊,但偶爾會產生微妙的交集。

撞擊的,不只是影像與聲音,還是文化。林龍吟把聲音工作交給不懂台灣文化、也不懂台語的外國夥伴。「我要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耳朵,去聽我們太習慣而聽不到的東西。我給他的任務是包含前置期開始,叫他沒事舉著麥克風去逛村子,去聆聽來自村落的聲音。」甚至在混音的後製階段,林龍吟叫工作夥伴千萬不要來台灣混音,他希望他們在陌生環境去想像跟感覺,越陌生越好,從而在好幾10 G的龐大聲音檔案庫中,混出會令台灣觀眾感到既熟悉又奇異的神秘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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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經常出現的聲音,除了代表產業滅落與緬懷的蚵殼聲、貫穿影片鋪底的潺潺水聲,還有一個導演不說恐怕很少人發現的「星星廣播電台」廣播聲。據信這是中華民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專屬電台,專門傳訊息給潛伏間諜,廣播內容很簡單,即是一串以重複數字組成的密碼。林龍吟聽到覺得新奇,便錄下廣播內容置於片中,「我用這個去代表關於遙遠的時代,它像是具有文明且冷冰科技感的東西,總會在主角在小島上卡關時出現。此時,世代產生的心境衝突,與文明之間的對壘,也都會相互呼應,增加影音上的多重層次。」

而在音樂方面,林龍吟遵守一個基本路線——呼應故事的主題。故事來自鄉村傳統跟現代文明的衝突,於是音樂跟循最初印象的模糊脈絡,以傳統嗩吶和現代電子樂為底。他請來熟悉實驗音樂的DJ朋友,和職業嗩吶手、西班牙打擊樂手,耗費兩個月時間,進行每週兩次的free jam(自由即興)。不再理會影像需要的走向,而是即興、無拘束地讓音樂碰撞迸發出來後,再回過頭看哪些音樂適合哪些段落。


核心:人與空間的探究延續

回家,站穩,接下來的那一步呢?交出首部長片作品後,林龍吟希望從自己寫歷史的角度,持續關注許多台灣角落所發生的事,繼《蚵豐村》後能以系列作品,拉出一個時代精神的切面。他說:「不管是什麼樣的議題,如果能繼續在這個意義之下,讓人重新去看,活在這島上的人之生存狀態,都符合我拍片的初衷。」重現人在特定時空脈絡和空間之間的關係,和他所面臨的生存選擇,都是林龍吟將繼續創作的核心題目。

他隨即補充,地點不限於台灣,所謂「人和空間的關係」,更像是形而上的大命題。曾任新聞紀實攝影的他,過去在非洲、白俄羅斯關注當地被人忽視的議題,製作包括以多媒體網站形式呈現車諾比核災29年後景況的《遙遠人聲》2等報導專題,「以『家園』為核心主題,但什麼是家?當你對一個土地有一個情感聯繫,那相對應的認同關係又會是什麼?」事實上,林龍吟最喜愛的導演就是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聊起偶像作品,溢於言表的興奮之情,同樣隱隱扣回他對「人和空間」創作主題的想像:「表面上一個很吸睛的科幻故事,但說的是一個地方腐壞狀態之下,人在探索如何跟自己互動的自我崩壞過程。」

除了放在當代台灣電影環境下,極富特色與感官性的影像與聲音才華,這層把故事架設在具象歷史與親近鄉土時空之後,仍試圖展現抽象探尋的智性野心與自我要求,是林龍吟這位創作潛力股,值得所有關心國片發展的影迷朋友,另一振奮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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