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電影工作室」的號召下，《十年泰國》（Ten Years Thailand）由泰國知名導演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領軍，與其他三位泰國創作者Aditya Assarat、Wisit Sasanatieng與Chulayarnon Siriphol，藉提問「十年後的泰國會是什麼樣子？」發揮，交出蘊含個人創作軌跡的短片作品。作為《十年》系列所選國家台灣、日本之外打頭陣的泰國，其中四部於坎城影展首映後，在這個國際平台上，獲得許多觀眾的反饋，如今將於其他「十年」系列在金馬影展放映。

《十年台灣》亦於今年七月台北電影節首映，內容觸及核廢料、外籍移工、傳產出走、多元成家、失眠等主題。不同於《十年台灣》，泰國導演Chulayarnon Siriphol表示，儘管《十年泰國》的導演各自分開完成腳本及拍攝，這些影片的交會點都是「反獨裁政府」，以不同的世界出發，根據現狀加以編造，同時為了規避《冒犯君主法》及軍政府難以判斷標準的電影審查制度，在不明確指涉當權軍政府及皇室的前提下，創造出架空的世界，拍出富含隱喻的實驗性短片。

「想讓全世界看見泰國的現狀」，不少參與此次首映的演職人員在個人臉書頁面流露當下的激動，而這是一個無法言說，卻得以用其他創作媒材傳遞的想望，更透過寓言方式，爭取在泰國上映的機會。

現實事件寓言化

坎城首映版本中，最先映入觀眾眼簾的，是出自喬治・歐威爾《1984》的名句：「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在對十年後的泰國描繪輪廓之前，創作者試圖拋出：「誰」，是討論一個群體面對時間流轉，其所能想像的範圍的關鍵。誰形塑？誰控制？——而他們討論的十年未來，又由誰掌權預言？

在這些作品裡，出身泰國電影新浪潮的Aditya Assarat，15歲赴美受教，紐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到南加州大學攻讀電影，而後完成《傷心蔚藍海》、《愛情需要翻譯》等作品。其參與《十年泰國》的短片《Sunset》，便是述說海外學成歸國的年輕藝術家試圖舉辦個人展覽，卻因軍方與警官認為展出內容「可能傷害與影響國人的思想」，而強制將作品自展覽中拆除。類似事件在泰國屢見不鮮，年輕的泰國攝影家Harit Srikhao曾在Gallery VER舉辦的個展「White Wash」，因作品涉及諷刺軍人專政，而引發軍人到場拆除照片；2017年10月6日，為紀念法政大學屠殺事件，民間組織Documentary Club自發性舉辦《生命宛如幽暗長河》（By the Time It Gets Dark）放映活動，卻在播映前兩小時接到軍方來電，要求停止放映活動。儘管該片已經通過泰國電影審查，也曾在國內戲院上映，片中並無直接指涉當權政府及皇室的片段，仍遭強烈干涉。

同樣的敘事模型亦出現在導演Wisit Sasanatieng的半貓世界中，思想的箝制轉化成對於惡臭的嫌棄與私刑。短片《喵托邦》（Catopia）中的世界是由半貓半人的生物所統治，身為人類的主角Methee想方設法隱藏自己的「人類身份」，在一次拯救具有人類惡臭的貓女事件中，意外揭露自己的「人類血統」，必須逃亡。讓人不難聯想到——在高呼「泰國性」（Thai-ness）的泰國社會裡，批判政府不僅會被街訪鄰居排擠，認為「沒有資格當泰國人」，甚至檢舉如同投石，在私刑氛圍中將人置於死地，而惡臭便是對泰國性的不認同。兩則寓言故事，都直指當今泰國社會裡顯見卻不容言明的歧見，導演們於訪談中表示，透過再次在泰國觀眾面前搬演這樣的故事，才會讓我們不至於忘記，這些事件在生活中發生得再多，我們都不該感到痲痹。

家國之間，家就是國

年輕最輕的藝術家Chulayarnon Siriphol所完成的短片《天文館》（Planetarium），被《好萊塢報導》稱為《十年泰國》中最具批判性的作品。初次見到Chulayarnon Siriphol是在《天文館》的一次拍攝行前會上，位在曼谷郊區的工作室內，Chulayarnon與製作人正和前來協助空拍技術的攝影師Abhichon Rattanabhayon 進行拍攝前最後討論。此後，幾乎在所有藝廊開幕活動上都會見到他的身影，甚至包括在這一年頻繁發生的政治集會中。《太陽・不遠》於曼谷獨立書店空間The Reading Room播映時，活動視訊連線製作人賀照緹導演與當時的學運領袖陳為廷，Chulayarnon在現場十分投入，也與筆者討論到，關於社運事件紀錄片的拍攝在泰國發生的可能性與實踐性。

Chulayarnon過往作品大多涉及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交流的火花，從事實驗短片、紀錄短片、裝置錄像等藝術創作，作品曾入圍鹿特丹國際影展、漢堡國際短片影展等，自2010年後，更加集中於對於社會記憶層面中，對於政治現狀、國家詮釋歷史的質疑與提問。本次筆者透過電話訪問，有幸與導演再度深聊他創作《天文館》的動機與感受。《天文館》是一部具有實驗性的創作，全片無對話，在一個完全架空而出的空間中，垂吊的螢光燈管是統治者洗腦的道具，不願屈服的抗議者只能匍匐地面，裸身抗議，最終卻難逃洗腦命運。

頂著龐大的膠固假髮、以Big MAMA形象出現的統治者，導演承認，角色原型是來自他的母親。母親成長在海軍外祖父建立的家庭中，對於身為「好女性」十分執著。記憶中，在公眾場合的母親總和家中的形象不同，在外她是溫良恭儉讓的好女兒、好太太、好媽媽，回到家中卻複製外祖父的威權教育，施加在導演身上。「我覺得家就好比這個國家，對外想要讓別人看起來很美好，可是對內、對家庭、對人民卻不是這麼回事。」

導演也認為，這個角色帶出的，還有世代間的溝通問題。以他的個人政治色彩，在傾向保守立場的家中，總是只有保持沈默的權力。於是這樣的壓抑，以創作為窗口，成為他源源不絕的靈感。導演亦透露，將會透過這個角色的原型發展成一部劇情長片。筆者問他打算何時完成這部作品，他幽默地回答「十年後吧！反正我覺得這十年泰國不會有多大改變。」

看不見的，才是最明顯的隱喻

「決定開始拍跟政治有關的題材，我記得很清楚，是2010年的政變。」2010年反政府示威發生在曼谷街頭，出生且成長於曼谷的Chulayarnon回憶，一切亂糟糟的。當時許多建築被燒毀，也死了非常多人，因縱火的紅衫軍被掃蕩。「我當時真的很困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殺人。我常會想，難道就沒有另一種溫和的溝通方式，是不必流血衝突的嗎？」

其實早在2006年泰國發生軍事政變，前總理塔信・欽那瓦被推翻，同年阿比查邦的電影《戀愛症候群》（Syndromes and a Century）送電影審查之後被要求剪去六段畫面，隔年促發「泰國自由電影運動」（Free Thai Cinema movement），當年多位電影工作者、藝術家參與連署，最終催生泰國電影分級制度，只是至今仍與電影審查並行——而Chulayarnon也是其中一位。

「被剪掉的畫面很荒謬。你知道，泰國是佛教國家，對於和尚、佛陀的形象是十分在意的。當時片中有一個和尚在彈吉他，後來被官方要求剪掉。可是現實生活中沒有和尚在彈吉他嗎？有，但就是不能播出來，否則『可能影響人們的思想』。」儘管電影被剪去六個片段，阿比查邦仍在放映現場發放印有消失片段連結的小卡，讓觀眾可以自行上網觀看，再思考這樣的審查想箝制的是什麼。

《Planetarium》中的僧人角色，就是發想於此。Chulayarnon在2013年完成的短片《Monk and Motorcycle Taxi Rider》，將片中僧人的面孔，用曼谷常見的摩托計程車司機戴的全罩式安全帽遮掩，戴著安全帽的僧人緩緩走過曼谷大街小巷，最後遁入一群摩托車司機的樹下聚會，甚至彈起吉他、最後談起戀愛。看不見面孔，就看不到他的情緒，辨識不出他的身份——可是想像，可以帶給你更多空間。Chulayarnon認為這就是隱喻的作用。導演分享，用架空世界拍攝寓言般的故事，除了有上映的商業考量，還有想像的力量。「如果有人想指控我在作品裡污衊皇室成員，我會告訴他那全都是想像出來的，因為裡面沒有任何照片、沒有任何明確的事件背景，這樣的指控並不成立。」

「我當時想拍出的，是就算你不知道泰國歷史，你也可以感受出來，泰國人正在面對什麼。」Chulayarnon 最後認真說道。不同於《十年台灣》所選的主題與議題面向，Chulayarnon認為之所以每一個導演都拍攝「反獨裁」的題材，是因為這是眼前的當務之急。他覺得，台灣的選題顯示台灣人更與國際接軌，環境議題他們目前還無暇著墨。但是，正是因為《十年泰國》警世寓言般的定位，讓他覺得，作品在國際舞台上被不熟悉泰國的人們看見，藉由輿論返響回國內，翻攪議題，比起期待不確定會否上映的國內現況¹，這或許是更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