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獨立導演應亮帶著他的第四部長片《我還有話要說》來到盧卡諾影展，一舉收穫最佳導演和女主角獎。該片取材自2008年的楊佳襲警案，故事聚焦楊佳母親的際遇，楊母在全案審理過程中的訴求不僅從未獲得正視，甚至被當局強行送進精神病院，無緣見兒子最後一面。

襲警行為固然為社會所不容，但不公義的審判過程卻同樣需要審視。然而，顯然容不下質疑的中共當局選擇查禁該片，並將「幕後黑手」應亮列為眼中釘。由此，應亮偕妻子流亡香港，靠教書維持生計。距離上一部長片達六年之久，他才以片名饒富深意的《自由行》，再次回歸大眾視野。

談起片名由來，應亮說：「片名很棒啊！不是我起的，是鴻鴻起的，某天朋友見面，正好他在，我跟他不熟，朋友問說拍什麼片，我就跟他們說了這個故事，鴻鴻就跳出來說，『片名定了嗎？』我說『觀光客』，反諷的。他說：『自由行啊！自由行最好。』」

《自由行》的主人翁楊樞（宮哲 飾）是一名中國女導演，因作品被中共封殺而被迫滯留香港。在帶著作品前往高雄參加影展之際，她終於能與多年未見的母親（耐安 飾）相會。但由於老母親不被允許自由行，只能依附旅行團行動，楊樞與丈夫（張子夫 飾）只好攔計程車追著遊覽車走。他們哄著四歲兒子（悅悅 飾），說這是他們與奶奶之間的遊戲。

劇本創作：女性視角、流亡者身分

故事雛形來自應亮某次在課堂上教授編劇時的隨口一說，當時他正要去台灣見他太太的家人，就即興編了這樣的故事。學生們聽了之後，覺得故事很荒誕、很有意思，自此他便將這個故事的概念記著。直到兩年前他以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2016）回歸導演工作後，才萌生發展的念頭。

應亮早先將故事梗概發給了同為導演的好友沈可尚。「沈可尚每分鐘都在逼我，說『你一定要拍長片』，我說『為什麼？我沒有那麼大野心的』。」應亮笑道：「一直被他催，然後自己剛好也有一個不得不說的慾望，所以就以這樣的半自傳的方式來做了。」

談到為什麼要將劇中主角設定為女性，應亮指出他不想故事變得太個體化，讓人覺得這只是他的故事。事實上，北京之春和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中國政治異議份子人數眾多，也不乏女性。此外，兩位合作編劇三三（應亮之妻，同時在本片飾演旅行團領隊）和陳慧都是女性觀點，也助他得以就女性的視角來進行創作。

《九月二十八日．晴》便是改編陳慧的短篇小說，應亮與她是香港演藝學院的同事，在寫小說之前，陳慧曾為不少港片撰寫劇本，作品包括《雙龍出海》（1984）等。應亮指出當《自由行》寫出第一版時，便拿去請陳慧提供意見，結果她立刻提出了許多他不曾思索過的問題，顛覆了他原本的思維，讓應亮深感果然自己是當局者迷。

應亮憶道，當時他的初稿安排夫婦倆都是流亡狀態，完全是參照他與妻子的真實處境。「陳慧讀完說，如果兩個人都是流亡，這個家庭就是流亡家庭，問題是，這就沒有流亡了，因為沒有對比，觀眾看不出來這個家庭跟別的家庭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假設其中有一個人是不同的身分，假設是香港人，因為香港人的政治權力是不一樣的，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兩個人的差異，可以放進情感衝突，因為大家的思維方式、習慣的權力意識，都不一樣了。」

經過一番指點，應亮形容「一下子就多了一雙眼睛」，遂決定力邀陳慧加入編劇團隊，但她沒有立刻答應，到了第三或第四稿時才點頭。應亮苦笑說：「我看學生的東西有判斷力，看自己的卻判斷不了，所以陳慧就相當於一個指導老師，在我的團隊裡面像燈塔一樣，看著我跟我太太的工作，給了很多建議。」

又有一次，陳慧突然開口問應亮：「楊樞其實最想要的是什麼呢？」一下讓應亮愣個半天，他很清楚媽媽來台的目的是為了見女兒最後一面，楊樞丈夫是為了要幫助家人團圓，但他卻難以用一句清晰的話來描述楊樞的動機。陳慧眼看應亮為難，便建議他去讀六四流亡領袖王丹的著作《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讀完之後，應亮不僅釐清了楊樞這個角色，也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新的認知。

「做一個自由的人吧，在一個特別荒誕的生命流動中，我們能找到某些意義吧。你的心是不是在流動和自由的，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就算在中國你一樣可以流亡，在國家以外當然是客觀地流亡，但是有些人的心已經不動了，已經死了，他已經被某一種價值捆綁了，那他還不如在中國內流亡的那個人自由呢。」應亮總結道：「還有一些別的更重要的東西，包括楊樞身上，她是一個母親，也是一個女兒，也是一個電影工作者，也是一個妻子，其實這些東西更具體。每一個生命的身分，或者說生命的角色，所要去迸發出力量的那些東西更重要。」

身分認同主題——「你們是哪裡人？」

在本訪談進行的同時 ，正好發生台灣演員宋芸樺被中國網友逼迫道歉的事件，原因不過只是她在三年前的一次訪問中，提及自己最愛的國家是台灣，就遭到中國網友無情圍攻。在《自由行》中，恰好也出現了台灣名人被迫上電視自稱自己是中國人的一幕，而楊樞一家人在旅途中一樣反覆被問「你們是哪裡人？」。身分認同，儼然是本片的潛在母題之一。

應亮表示，因為流亡的經歷，讓他對於身分認同這個問題一向敏感，也常自問自己是哪裡人。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現了「拒絕沉淪，唯有獨立」的標語，結果引起中國跟香港同學的爭端，類似事件讓他重新去審視自己與這群中國同學的共通點。應亮說：「其實是很多共同點的，因為我們從小接受的國族教育，當所謂的集體榮譽感被攻擊的時候，就是自己被攻擊，我的個體是沒有的，是捆綁的，當集體的榮譽被拿走的時候，我是什麼？是空的，我必須裝回國家的體系裡。」

「在雨傘運動之前，我也認識一些在香港讀書的中國人，後來都是朋友，其實他們的融入，甚至對香港的理解，來了之後改變都很大。」應亮嘆道：「不過現在香港很難，都是自己在自己的圈子裡面，然後上課都不會一起討論的，香港人覺得你們怎麼不學粵語，中國學生出去吃了飯，餐廳點餐的人說粵語，中國學生會說你怎麼不說普通話，你歧視我對不對。我覺得很遺憾。這種事情一直在發生，我也一直在看，在思考。其實這個身分問題，某種程度也是我怎麼來的問題，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我？我跟他們的差異、我跟他們共同的地方在哪裡？這些東西都很日常，非常普通，對我來講，所以在電影裡面也不得不這樣提問。」

應亮也補充道：「香港的愛黨、愛國組織，他們會衝上街頭，然後問你是哪裡人。如果他們問我，我會說我不是中國人，因為你是要攻擊我；第二，我不是你這種的中國人，當他用這個方式來表達的時候，這個是指中共下的中國公民，是一個奴隸的概念，一個打手的概念，這樣的一個概念的中國人，我不是。我覺得完全不值得稀罕，你說我是什麼我就是什麼，沒所謂，因為你不重要。」

演員訓練：劇本之外的累積

除了陳慧，另一個給予應亮寶貴建議的，是電影的美術指導吳盛琳。應亮原先並不特別了解台灣的計程車文化，但吳盛琳讀了劇本之後，就開始介紹起台灣計程車的光譜，鉅細靡遺地形容了台灣計程車司機的穿戴差異、大小車隊之別，以及車子內可能的佈置和南部計程車的特色，甚至弄出一份模擬圖。應亮一聽，立刻根據她的建議修改劇本，包括劇中台獨司機的對白，也是美術、導演組同仁集思廣益而成，甚至開放讓參演司機的演員即興發揮。

正式進入拍攝期之前，應亮在吉隆坡成立訓練基地，讓演員得以充分排練，只是妙的是，他不想讓演員只去排練劇本裡寫的戲。為此，他設定了故事時間前五年發生的事，也安排演員去揣摩電影中幾場戲之間沒有被寫出來的戲可能的狀態。應亮說：「我們都很驚喜的，因為演員們在訓練過程當中的狀態和外型都有很多變化。經過了這樣子的活動，他們都非常清楚過去的那種命運，精神上的轉折是什麼樣。比如說，丈夫去中國陪媽媽，丈夫會寫一些什麼樣的筆記給楊樞。這些都沒拍出來，但這樣的工作就給了演員很多表演的資料和基礎，那些細節的交流，都是慢慢摸索出來的。」

除了吉隆坡的訓練基地，另一處位在香港，是應亮專為女主角宮哲設立的基地。他安排宮哲在香港工作、聽課，讓她接送孩子上幼稚園，接觸當地社運人士，無非是讓她真正體驗香港的生活感，也更融入角色。應亮坦言，當初不太有把握找到合適的大陸演員參與，宮哲同意加盟，無非讓他吞了顆定心丸。

「我最早想找演員時是問耐安，因為耐安的主要身分是監製。她說宮哲是一個非常刻苦、很瘋狂的演員，氣質挺特別的，反正不是那種普通的中國職業演員，想要當明星的演員。」應亮隨後找上了她，也開誠布公地說明了參與的風險，並清楚講述了他的導演方法，果然一下就打動了一直渴望在表演上有所突破的宮哲。應亮起先希望她再考慮更周延一點，但她卻說：「外面的事情，其實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還是角色。」

更令應亮大吃一驚的是，宮哲一次在外被問到是否擔心被封殺時，竟語出驚人說：「如果《我們倆》這部電影是我開始演員生涯的第一部片，《自由行》可以是最後一部。」嚇到應亮直呼宮哲的發言「太極端」。不過或許這也恰恰證明，宮哲已經完全入了戲。

公理與家庭的權衡 

劇中一場戲，楊樞在兒子入睡後向丈夫提及自己計畫的極端抗議行動，立刻遭到訓斥，真切反映了一個已為人父、人母的社運工作者在身分上的矛盾。究竟是該將謀求社會的正義與公理擺在第一，還是該把家庭擺在首位？原以為這場戲的靈感來自應亮自己與太太的溝通，沒想到應亮噗哧笑說：「她對我做的事情都很相信，有的時候相信到不太理性和客觀了。」

應亮回憶，2012年因為《我還有話要說》入選金馬影展，原本打算啟程前往台北，卻意外收到了南京的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寄來的邀約。當時已經處於流亡狀態的應亮眼見中國竟還有影展有如此膽量，心想「你們敢放，我也敢去」，抱著被捕的風險允諾出席，由太太代為前往時間相近的金馬影展。沒想到太太得知他的決定後，竟豪氣說如果你被捕我就在金馬舉牌聲援，簡直沒有理性可言，應亮雖然感謝相挺，卻依然大吃一驚。要不是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被官方查封，應亮直接去不成，可能就沒有他今天的「自由行」了。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應亮與太太才冷靜下來，尤其2013年生了孩子之後，太太的態度有了更明顯的轉變，頂多支持他參加雨傘運動。這五年下來，應亮專注在家庭的經營上，聽到有看過《自由行》的網友指出這部片「每分鐘都在控訴」，他頗為不以為然，在他自己看來這部作品已經有別於他過去的心境，擺脫了憤怒的狀態，而是把重心擺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上。

應亮與其父母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應亮承認自己是憤怒的。在劇中，楊樞的母親交給了她一個錄音檔，裡頭錄下了警察對母親的拷問，楊樞認為母親這麼做是為了想讓她感到自責，頓時惱火了起來。這個情節其實是真實發生的。不過應亮說當時被約談的母親沒有錄音，而是憑著記憶寫下了七篇上萬字的文章，將自己被約談的情形據實寫下轉交給他。

「我讀到的反應跟電影裡面差不多。感覺她在責怪我。」應亮說：「文字裡面寫說來了多少人（警察），穿什麼衣服，她是怎麼準備泡茶的，那些東西寫得很細節，像小說一樣。她跟警察說，她也不是真的能夠理解兒子在做的東西。警察還逼問他們，你兒子變成這樣，是不是你們教育的，是不是你對我們國家有仇恨呢？」

應亮形容自己的家庭是紅色背景，經歷過太多紅色運動，思想上已經離不開這個國家和政權。而劇中的楊樞母親一角，結合了父母兩人的特徵，應亮的母親也曾罹患癌症，父親則是嚴謹的公務員，如劇中對楊樞之母的描述一樣，他們並不能理解他的作品。出於安全，應亮沒有給雙親看《我還有話要說》，但他也坦言他們其實沒有機會看、也沒有興趣看，後來得到金馬獎的《九月二十八日．晴》，應亮也不讓他們知道這部作品的存在。提起最後一次收到的母親簡訊，她竟叨念著要他多多關心國家。

「有時候中國的體育比賽，女排拿了一個什麼奬牌，她就傳訊息過來，跟我說這『真了不起啊！』。」應亮聳聳肩說：「我完全不關心的，我想妳自己的兒子都這樣子了，妳還關心這個？我的角度是這樣子。」

藝術創作的目的就是引起不適應

在採訪過程中，應亮數度詢問筆者意見，畢竟這部電影未來真正能期待的市場還是台灣，究竟台灣人是不是能夠接受這部片，也讓應亮感到既焦慮又有一點興奮。應亮說，自己如果是一個中國的中學生，肯定會覺得這樣的作品很糟糕，但台灣人會怎麼看，他可是一點概念也沒有。

台灣作為兩岸三地最民主的所在，談起劇情片選材，反而遠不及香港這幾年的作品這麼「敢」，被中共全面封殺的港片《十年》（2015）就是一例。在《自由行》中，觀者能看到對周子瑜道歉事件的重現，也輕觸了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更不能忘了劇中還有形象鮮活的台獨司機角色。這些過去少見的呈現，其實才是真實反映了台灣現在的處境，卻也能想見上映後多少會引起一些爭議。以一名中國流亡者作為核心的身分描述，恐怕也不見得能讓台灣觀眾感同身受。

「藝術創作和傳播的目的，就是引起不適應，如果他真的不適應了，可以來討論、辯論。」應亮歸結道：「極權以外的人不知道極權以內的人是怎麼生活的，或者是他失去現在的東西意味著什麼。可是我作為極權統治下來的人，我非常清楚。這種碰撞是必須的，極權就是一場雨，沒有淋過的人不知道，電影可能有一個敘事的虛構的真實，讓大家可以淋一下，淋的人可能會感冒啊，甚至會發燒什麼的。有的人說我出生到現在幾十年都是萬里無雲的，怎麼會這樣子，就有各種反應，這其實是好的。當然我也不知道我的電影會不會有這麼大的功能，這個我也不曉得。」

談到未來會不會因為這部《自由行》，逐漸將創作據點移到台灣。應亮也很坦白地說：「雖然我心裡認為香港是我的家，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香港會拒絕我，如果發生這樣子的事情，那就不是我願不願意留的問題。今年是第七年，我會試試永久居民的申請，將來去台灣其他地方工作就容易一點，中國比較難。離開香港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在台灣有學校找我工作就有可能。這次合作過以後，也思考了一下，三個地方，中、港、台，像我這樣子一個導演首先沒有商業價值，是一個文化工作者，在三個地方來講，在台灣是最受到尊重的。」

不過，雖然應亮被母親叨念別忘了祖國，其實他的確從未忘記，只是他掛心的當然不是黨，而是那些被大雨淋過，開始試著打傘的同胞們。在進行這次訪問前不久，應亮設法將《我還有話要說》全片上傳供網友傳播，結果出乎他意料地引發了不小的迴響。

「過了十年！這個案件是2008年發生的，我的電影是六年前拍的，要過了這麼多年，不管是毒奶粉、毒疫苗，或者幼稚園性侵，這些事的發展到這邊，中國才有準備要來接受說有一個人拍了楊家案，從楊家媽媽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我大概看了一些不認識的觀眾在微博上寫的東西，其實都很正面，基本上能夠明白為什麼我要拍這部電影，可是六年前未必呀。所以《自由行》這樣的片子可能也是給十年後的觀眾看的。」應亮感嘆。

「我在六年前其實是有過迷惑的，包括我跟電影的關係，到底應該要如何發展下去，我現在有想清楚，尤其是經過《自由行》的創作之後。電影能夠完成一些直接政治行動完成不了的東西，它是從情感的角度，故事的角度，甚至於當能夠與權力進行對抗的媒體不在場的情況下，有時候藝術變成一種媒體，變成一種跟權力進行抗衡的東西。但是那個抗衡不是直接抗衡，是一種情感或者美學抗衡。這些東西是電影特有的。」應亮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