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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2018-08-31 | 紀錄之眼 |
勞動金像獎十二年,前景與挑戰 ──訪《再見可愛陌生人》導演蔡崇隆、《尋找捷運潛水夫》導演郭明珠
文 / 橘貓

紀錄片的影像力量,是讓大眾接近勞動者生命百態或議題的一塊入門磚。自民國 96 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舉辦「勞動金像獎」,針對勞動議題紀錄片進行徵件、評獎,並在今年邁入第 12 屆,是勞動紀錄片重要的曝光平台。

公部門領頭推廣的勞動影像紀錄,會不會淪於政策傳聲筒或遮羞布?觀察近年獲獎名單,譬如2017年勞動金像獎的首獎與二獎得主1,《再見可愛陌生人》與《尋找捷運潛水夫》,2016年首獎得主《機器人夢遊症》,議題之敏感,似乎無此擔憂。然而做為一個踏入本命年、早已跨過草創期的獎項,能否回應紀錄片工作者的更多期待?對此,我們請到《再見可愛陌生人》導演蔡崇隆及《尋找捷運潛水夫》導演郭明珠,向我們分享他們的拍攝觀點與對勞動金像獎的看法。

 


1. ‭ ‬標題圖片為2017年首獎得主合影。左起:勞動局徐玉雪副局長、2017年首獎《再見可愛陌生人》導演阮金紅與剪接師林楷博。圖由2018勞動金像獎承辦單位-全國自主勞工聯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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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潛水,我有潛水夫症」,怵目驚心的標語懸掛於台北地方法院外,8月17日,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職災賠償案首度開庭。官司正在進行,尚未有圓滿答案,將正處火線的勞動議題拍成紀錄片《尋找捷運潛水夫》的,是長期從事工運的紀錄片工作者郭明珠。

「捷運是重大公共工程,用的是人民納稅錢,最後卻對飽受職業災害之苦的工人不聞不問。」談起案件的起點,郭明珠語氣中已不見明顯情緒起伏,反是對勞工飽受傷害的荒謬處境,帶有淡然的無奈。1997 年,捷運新店線部分工程,因為土質問題,需要引進壓氣工法進行作業,操作不當之下,導致部分施工工人罹患潛水夫症。新店線通車至今20年,推出各式慶祝影片,而當年建起捷運的重大功臣,20年來卻天天飽受病痛所苦,郭明珠說,拍攝這支紀錄片,希望能為捷運歷史留下官方紀錄看不到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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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當日,郭明珠資料夾底下還夾著與訴訟相關的文件,談起法官、捷運局官員對勞工朋友的不友善,亦帶忿忿不平。直接參與事件核心,與案件當事人長期相處、密切聯繫,工運間也相互支援。郭明珠提到,自己與工人朋友之間沒有常見於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隔閡,他們為共同目標奮鬥,回想起拍攝當下,受訪者的痛苦、沉默,與真情流露,也讓她持攝影機的手隨之顫抖。

一部控訴台北市政府的影片,竟然要去參加北市政府單位舉辦的獎項?談到報名勞動金像獎的契機,郭明珠原本保有疑慮,後來帶著想要挑戰評獎公正度的一絲叛逆心態,姑且試試,她也開玩笑道,如果作品真正受到肯定,卻被上級單位搓掉,那就更證明大事不妙!最後,《尋找捷運潛水夫》獲得二獎,讓她稍微寬心。但是,報名獎項是為了讓作品能散發更大影響力,郭明珠對勞動金像獎的後端推廣仍有建言。

在勞動金像獎的活動過程裡,郭明珠察覺勞動金像獎距離工會朋友仍有距離。「如果能透過這個活動,再把紀錄片跟勞動教育綁緊一些,是否會比較好?」郭明珠提到,得獎之後,紀錄片大多往地方圖書館做一些小規模放映,但這樣的推廣方式能吸引到多少民眾,她不得而知,既然如此,為何不更積極地把作品視為對話契機,在核心的目標對象中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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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平常工作都這麼累了,怎麼還會想去看一些這麼慘的紀錄片?」郭明珠直言,勞動紀錄片的片型普遍不討喜,更多時候,還是期望能透過映後活動、焦點團體等形式,去讓影片背後的議題有更多被討論的可能性。她也希望前端的徵件方式,能對作品的期待有明確設定:片長設定短,可能可以吸引更多人投入拍攝;片長限制長,鎖定的就會是長期追蹤特定議題的作品。近幾屆勞動金像獎的徵件規則仍在不停修改,或許尚等待一個清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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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得獎作品同樣觸碰棘手議題,《再見可愛陌生人》將視角探向無證移工,也就是經由仲介引介來台,卻因為勞動環境低劣、仲介費不堪負荷或其餘種種原因,而從原雇主處出走的外籍勞工。此類勞工若被警方尋獲,必須遣返回國。蔡崇隆、阮金紅兩位導演,深入無證移工的勞動現場,希望捕捉到他們最真實的部分。

 延伸閱讀
  
 
485期【電影特寫】
 

以民眾日常餐桌上的青菜舉例,蔡崇隆說,長期被社會貼上負面標籤的無證移工,其實是臺灣山區農業的重要勞動力來源。「臺灣社會長期有兩種比較明顯的歧視:種族歧視與階級歧視,一來是對東南亞民族的不友善,二來是對工農階級的不友善,這些無證勞工,就正好處在重疊處。」談起無證勞工的處境,他的語氣難掩憤慨,《再見可愛陌生人》少談結構問題,而把重點放在幾位無證移工的故事與生活背景,便是想讓觀眾見到這些移工亦是有血有肉,而非主流社會棄若敝屣的低廉勞動力。

以無證移工當主角,片中有些被攝者,直至今日都還在臺灣的山區工作,他們的身分不能曝光,一旦走漏風聲,就會被警方逮捕、遣返回國。為了保護這些移工的身分,《再見可愛陌生人》只做小規模放映,也婉拒電視播放的邀請。每場放映,蔡崇隆也都盡可能親身參與映後座談,與觀眾互動回饋,希望以深度交流讓活動能有最大效果。然而,為了要讓作品被更多觀眾看見,折衷做法就是報名獎項,以一個經過馬賽克處理的版本讓影片仍然能公開流通。

2016 年,蔡崇隆擔任監製的勞動紀錄片《機器人夢遊症》(描述科技業過勞問題),在勞動金像獎奪下首獎。他心想,無證移工是臺灣勞動人權的死角,若勞動金像獎能夠接受比較冷門,非軟性的題材,也可以嘗試挑戰獎項的開明程度。之後,《再見可愛陌生人》奪下 2017 年首獎,作品獲獎自然高興,但他不改嚴肅態度地直言,批判性議題也能得獎,或許可以代表獎項具備評審的公正性,但移工議題還是要回到政策與制度的改善,這才是對政府作為的期待,希望影響力能真正傳遞到官方決策,而不是讓作品與獎項都成為政府粉飾門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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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鋒一轉,蔡崇隆指出,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勞動金像獎本身不具常設單位,而是以招標方式決定承辦單位,主事者對於獎項制度面規劃沒有明確方針,就容易讓制度細項出現問題。

比方說,得獎作品要在勞動金像獎官方頻道全片播出,蔡崇隆認為這是主辦單位有權決定的遊戲規則,無可厚非,但是曝光對象是網路觀眾,那過長的影片就很難吸引觀眾眼球。以這套標準來說,其實早期的5到15分鐘片長更為合理,之後改成30分鐘以上,本屆又放寬到15分鐘以上。蔡崇隆認為,公部門應思考培養穩定常設單位,才能有固定影響力可言,不論是對片長的要求,或是徵件公告的排程,沒有固定編制,這些都很難做好。

「公部門辦獎,獎金也高,但是能不能讓這個獎的影響力走出台北市,就比較重要。」再往下談,蔡崇隆自己對獎項前景又有甚麼期許?他認為,勞動紀錄片的類型應該更開闊,大家現在提到勞動紀錄片,直覺印象都是揭露勞動現場黑暗面的作品,但勞工的生活百態其實也有值得觀眾關注之處。在大學任教的他,今年就有學生記錄移工休閒生活,反映出一些外界少見的文化特色,蔡崇隆說,各式各樣的勞動者身影,其實都有做為主題的價值。就看主辦單位能否讓獎項做出品牌與口碑,同時把影響力擴及到各式各樣的類型當中。

勞動金像獎自許為全台唯一專注推廣勞動議題的紀錄片獎項。如何規劃出更明確的徵件方針,並在制度細項能回應各界期待,自是矚目之焦點。走入第十二個年頭,能否成為支持勞動影像的有力平台,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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