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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2018-08-29 | 台灣製造 |
同志,趴場,藥物:這是我的「毀經滅典」第一部——專訪《紅樓夢》導演吳星翔
文 / 波昂刺刺

精壯胴體映於鏡裡,身體顫抖伴隨興奮呻吟。男子高潮將至,嘶吼出聲;下一瞬間,影像跳接為液體濺灑透明櫥窗(也彷彿射向觀眾)的特寫,櫥窗後方是白裡透黃的菊花花束——花束將在下一場戲裡,成為葬禮的祭奠擺飾。慾望與死亡,有了連結。全力噴射後遺下的,是生命窮盡的虛無。

以如此直接甚至挑釁的自慰戲作開場,導演吳星翔解釋:「觀眾以為我會傳統演繹《紅樓夢》,開場就讓你知道,沒這樣拍」,而確實地,「在雪梨就有爸爸帶兒子來看,看到這就離開了。」今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閉幕片《紅樓夢》,改編且沿用了同名古典小說之名,樣貌卻相去極遠,是借名著的人物與事件,描繪西門町紅樓男同志的性社交文化,與臺北的墮落及絕望。


現代同志紅樓夢

談起改編契機,吳星翔盛讚《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巔峰,齊名的《西遊記》與《三國演義》翻拍無數,無奈《紅樓夢》寥若晨星。因資源有限無法拍成古裝,恰巧西門町有座紅樓,加上偏好同志題材,創意一觸即發——發生地點從江蘇金陵移到台北、從大觀園移至台灣同志地標紅樓、「十二金釵」搖身一變成了「十二男釵」——於是,由他發想、江彥呈執筆,另一種活色生香、現代同志版的《紅樓夢》,劇本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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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稱這是他的「毀經滅典第一部」,吳星翔遵循前輩提點,「改編最好的方法就是離原著愈遠愈好」,方得創作自由,打從一開始就放棄原封不動照搬。經過研究後他發現,目前翻拍的影視作品對王熙鳳的著墨有限,因此提出全新觀點:《紅樓夢》真正的主角是王熙鳳,不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這些更響噹噹者。於是王熙鳳轉化成電影裡握有紅樓權力的Stone酒吧老闆峰姐,片中風波皆是他一手引起,並由曾獲金穗獎演技獎項肯定的陳彥廷擔綱演出1,以詮釋角色複雜度。

電影也重塑原著「黛玉葬花」、「劉姥姥遊大觀園」、「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遊幻境指迷十二金釵」、「湘雲睡芍」、「黛玉棄藥求死」、「寶玉失玉」等經典橋段,以字卡提示做分段。小說洋洋灑灑一百二十回,為何選這幾段?他說:「第一關於我想講的東西,我想講愛滋,就找病理連結。第二是抓原著有趣的,比如葬花,或是林黛玉最後的死。但有趣的太多,我要做的是減法,跟我生活有關、有意思就會去選,譬如太虛幻境就是嗑藥、轟趴。」


藥物污名,銀幕顯影

臺灣同志電影不乏多元議題,《阿莉芙》圍繞原民同志、《飄浪青春》描繪感染者、《滿月酒》聚焦借孕生子;弔詭的是,似乎擔心抹黑同志運動二十年苦心建立的健康平權形象,娛樂性用藥竟成避而不談的潛文化。吳星翔不滿於此:「用藥我只看過陳俊志導演的《延海岸線徵友》,那是好久之前,這跟我觀察到的排山倒海狀況差太多。交友軟體一半以上在用藥,它徹底影響同志社會結構,改變多少人交往的初衷跟方式。不去談實在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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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藥物的堅持,似成拍片障礙,作為故事背景的紅樓不願租借場地。「紅樓生意穩定,題材惹麻煩沒必要。當然也可能是開拍前火災,擔心拍攝接電會跳電(造成財損)⋯⋯」,不過時過境遷,他說現在反而能體會,畢竟「他們不是創作者,無須求新求變。店家要生存,維持穩定才最重要。」

租借場景受阻外,亦有同業冷眼看待。有電影公司負責人批評:「你不應該拍這樣子的同志電影⋯⋯你不了解同志!」

各方指摘,直指男同志藥物派對文化所背負的污名。臺灣同志社群不乏對娛樂性藥物毀壞整體形象、阻礙運動進程的譴責,並試圖切割2。然而,藥物與趴場文化植於社群二十載,檯面下活躍未曾間斷。2004年的「農安趴」更是無法迴避的重要事件3,同志與愛滋、轟趴、藥物等標籤,一夕之間被媒體與政府相關部門恣意連結,引起社會大眾嚴厲道德批判。

基於派對藥物多為法律下定義的「毒品」,保守民風對「猥褻」的模糊認知,國家機器始終同謀負面社會與論,對酒吧、夜店、三溫暖等男同志泛性場域,進行概括與苛責。警方不管有無查緝出藥物,皆三不無時,突襲般地臨檢打壓,顧客擔憂暗櫃曝光不再消費,店家一一關門。吳星翔曾於短片《洗澡》為同志健身房ANIKI發聲4。《紅樓夢》作為其首部劇情長片,亦置入ANIKI場景及臨檢橋段,也不對角色行為下道德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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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瞭解才能批判

相較臺灣同志劇情長片或紀錄片近年對於性社交文化的再現缺席,短片有較多關注,如《索多瑪的貓》、《喬治失蹤的日子》、《你溫柔點就好》等觸及趴場、約炮無套、用藥文化。「這樣很好啊!」,吳星翔對此樂觀其成:「所有東西都要先瞭解才能批判,否則你會覺得(同志)就是愛玩。但只是愛玩嗎?不一定啊,有人在逃避,有人活不下去,有人藥癮無法自拔,各種繁複理由。不是愛玩就該死,這種想法很暴力⋯⋯如果《紅樓夢》能引起話題,大家對同志就會有更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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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影或許是受同志運動的「健康」策略影響,前期主題多圍繞在出櫃,講性向認同;近期片中的同性性行為,則往往塑造得「香草」(vanilla sex)以盼大眾接受,舉凡《滿月酒》或是《親愛的卵男日記》都以幽默或是浪漫去呈現單偶愛情。《紅樓夢》截然不同,沒有聚焦於出櫃,縱慾無度的赤裸身體,醉生夢死的歡場流連,三句不離性調侃的對話模式,這類足以讓某些人反感卻實際存在於部分同志族群的「不健康」一面,都被搬上銀幕。

「權力結構已經被改變了」,譬如愛滋,吳星翔清楚意識到:「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後愛滋時期,愛滋不再動生動死,不像《BPM》感染就會死掉,我們已經跨過那個年代了。感染者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可以繼續選擇一般人認為墮落的方式去過活。」因此我們看到,讓片中感染者林岱譽(林黛玉的轉化)過不去的不是愛滋,是自我形象的毀滅與失衡,而「這是以前(臺灣)電影沒看到的。」


行銷與創作不見得相對

曾從事媒體宣傳、行銷策劃相關工作的吳星翔,笑稱做行銷雖是「求生」,但也造成影響,他以「滲透到我的血液」形容,「《紅樓夢》在劇本階段,我就想到宣傳,哪些東西媒體有興趣。它滲透到我的創作裡面。行銷跟創作不見得相對,一個東西能吸引媒體難道不能也吸引你嗎?比方說性愛或肉的呈現,假如有媒體效果,你又喜歡,為什麼不能放到劇本裡?如果呈現方式是有別於以往電影的話,對我來說就是有意義的創作。《紅樓夢》的性愛方式,就是有意思的拍攝。我在國片裡面就沒看到口交、真實性愛。可是像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就有直接性交,我們為什麼不行?臺灣是自由的創作空間,除了能講很多華語地區不能講的同志故事之外,在性愛上面幾乎你想呈現的都可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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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紅樓夢》如許多台灣電影一樣,需要政府資金挹注。「這個案子從劇本到輔導金都是一路爭議,我都聽到有人持反對意見,但即使是這樣子,還是有支持的人」,吳星翔表示:「很多人覺得這樣(拍)不會過就不做了⋯⋯我覺得大家要給台灣或文化部這些評審信心,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可以接受這樣的題材或內容。」送審方面,《紅樓夢》就是列為限制級,即便在某些背景出現了勃起的陰莖,也未建議哪裡要噴霧或剪掉,他笑說:「可能剛好抽到open的(審片)評審。」


大導演的啟蒙與養分

縱橫電影圈十餘年,除了編劇、行銷宣傳,學電子出身的吳星翔也做過製片、收音、場務、副導演、導演助理、國際聯絡、演員訓練等,曾任職張作驥工作室十年;更鮮為人知的,他還是侯孝賢第一屆「師徒學苑」的學員。

談起兩位大導演給予的養分,他說跟張導都喜歡群戲,「群戲是電影生動的靈魂,《紅樓夢》很多畫面可以用剪接跟拉背(或稱過肩鏡頭〔over-the-shoulder shot〕),我都選擇鏡頭遠一點。因為我跟攝影師從張導那邊出來的,耳濡目染下,非常迷戀客觀拍攝。」而侯導的影響似乎更幽微而深邃,他在剪完時一直覺得《紅樓夢》有點像侯導的《海上花》,包括沒什麼外景,都在同志泡泡裡,前面幾場戲如歌劇序曲,人物特別多話且以緩移長單鏡捕捉「氛圍」,想讓觀眾沈澱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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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拍(《紅樓夢》)的尾聲寫完另一個劇本,那是我毀經滅典的第二部,就是《海上花》」,接著調侃道:「假如第一部沒有被打死的話。」又挑經典原著,又改成同志版本,而且這個新劇本的空間構想更徹底,零外景,只有四個場景,兩個轟趴、一個飯店趴、一個三溫暖。不過目前這個案子先擱著,因為他認為此一主題《紅樓夢》已經講很多了。

他還景仰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兼顧藝術又能讓觀眾沉浸在性慾望,盡情展現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的性吸引力。彼得格林納威(Peter Greenaway)《枕邊書》(The Pillow Book,1996)也帶給他創作上的勇氣,「他可以把喜歡的日本文化渲染跟耽溺成這副德性,那我們有何不可?!」

美學的選擇,讓他判斷這部「鏡頭語言非常內斂」的作品,市場定位是「偏藝術,沒這麼接近觀眾」,當被問到是否因此出現大量裸露、高顏值演員?他笑說:「同志圈就是充斥裸露!身為一個同志圈田野調查者,我覺得這很普遍。你去西門紅樓一趟,全部店家招牌(店員)都是賣肉。這牽涉對肉體的保守的差別。我認為肉體是該展現的,性行為應該是解放的,我就是那個性解放者。」

創作初始,吳星翔曾擔心引起無法承受的壓力,如今完成了,反而釋然:「電影最後是要面對所有人的,拍完就是完整陳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空間,你覺得這個(片)反同志、消費同志,我覺得也沒關係,搞不好是真的(笑)。作品會為它自己說話,我已經交片了,我所有的詮釋都有可能是多餘的。」

 


1. ‭ 陳彥廷之前的藝名是陳壕,畢業於北藝大電影創作學系,主修鏡頭表演。2015年以跟陳彥宏共同執導的作品《青親》,獲第37屆金穗獎學生作品類的最佳劇情片,而陳彥廷本人也以片中為籌奶奶醫藥費而到同志按摩店工作的角色,獲學生作品類個人單項表現獎的最佳演員獎。
 
2. ‭ ‬2013年臺灣同志遊行將主題訂為「看見同性戀2.0:正視性難民,鬥陣來相挺」,將「性難民」定義為「因為自己的『性』(性傾向、自我表現、性行為喜好、透過性傳染的疾病…等)不被主流社會道德價值觀接受,而遭受壓迫和歧視,背負汙名,甚至因此在法律上遭受不平等對待或蒙受損失者」,並藉由講座與論壇,以「娛樂性藥物使用者、皮繩愉虐愛好者及性工作者」加以充實,引起同志社群內部諸多爭議。其中就有部分群眾於遊行隊伍發起「Gay Here」,聚焦「同志婚姻、同志公民身份」,拒為「性難民」背書,或可作為一例。
 
3.‭‬ 「農安趴」發生於2004年1月17日,93名男同志在台北市農安街舉辦藥物派對,員警違反「偵查不公開」帶媒體闖入,肆意拍攝。當時正值農曆春節,沒有什麼重大新聞,於是光著身體、只著內褲的男同志身影在電視新聞強力放送,轟趴(Home Party)一詞在臺灣從此與「藥物性愛派對」、「男同志」緊密連結。事件過後,疾管局不顧HIV篩檢空窗期,逕行高調發佈參與者篩檢陽性結果,刻意誤導成「感染者藉轟趴散播愛滋」,強化社會對男同志等同愛滋高危險群的刻板印象。空窗期過後的檢驗證實,此次派對並未造成新感染者。此外,據稱一名參加農安趴的感染者,受不了輿論壓力及可能判刑,選擇輕生。
 
4. ‭ ‬ANIKI,全名為ANIKI World of Wonders,是間男同志複合式會館,結合健身房與三溫暖設施。《洗澡》擷取2015年市議會錄影,黃向羣議員質詢柯文哲市長,從當年2月7日到十月底,北市警察臨檢同志健身房ANIKI達65次,是否想讓它倒閉。根據新聞報導提及的大同分局臨檢紀錄,從2014年11月ANIKI開幕至今年3月5日為止,臨檢次數累積有186次,其中僅有2015年2月的一次查到5名會員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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