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桃園電影節甫結束。桃影是年輕的影展，前三屆的桃園電影節選擇在每年下旬舉辦，曾和許多歷史更悠久的影展撞期，影展雖然熱鬧，但卻也讓影迷在大台北都會區奔波，除此之外，比起其它的地方影展桃園市政府過去對於影展的介入程度也較高，過去活動與節目分別由一般公關團隊與策展團隊分別承接業務，這樣的作法也讓人感到缺乏真正的影展執行專業。聽取各方建議之後，市府重新出發，不但調整了影展活動期間，避開與其它影展強碰的局面，幕後執行單位更結合桃園在地電影園區「桃園光影電影館」的工作團隊，也招募了具備多年影展工作經驗的團隊成員，由桃園光影團隊總監吳乙峰、資深策展人游惠貞合作規劃影展。
但做為首都外圍的衛星城市，桃園電影節這次也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在節目單元規劃、評審團組成的方式，都有別於一般北高大都會中的影展，《放映週報》特別專訪吳乙峰、游惠貞兩位核心人物，瞭解策展團隊的內心藍圖。下為訪談紀要。
▍ 電影節的理念與想像
——首先想請問兩位，你們認為桃園為什麼需要電影節？或說對一個非首都的城市電影節，您的想像為何？
——游惠貞（下簡稱「游」） ：這是桃園的政策和標案。我們只能去想，要不要幫他把這件事做成？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先看看國際上有什麼，就會看到像山形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南特影展（Film Festival of the 3 Continents），這幾個原本跟電影沒有什麼淵源的小城鎮所辦的影展。
一個影展辦得好，錢會不會被亂花或者說就不見了？其實不會，它有其正當性。我們都不是台北人，在台北住慣了，會覺得影展很多，桃園還辦什麼影展？但我們憑什麼這麽說？如果這麼說，山形辦什麼影展？所以問出「誰可以辦影展」這個問題，就是傲慢了。
因此眼下的關鍵是，政府要辦影展，那你要辦甚麼影展？如果只是像放煙火，浪漫一時就過去了，那根本就不應該去幫他。我們還是要很誠實的講，在台灣，我們的文化權、經費支配權是在政治人物身上的，短期內看不出轉機，這是現實。
像我們之前辦宜蘭國際綠色影展（G.I.F.T），覺得當時的縣長非常有sense，因此我們願意做。結果沒有想到他的任期剩最後兩年，政策到了下一任的手中就有所改變。
—— 兩位又如何期許本屆桃影的角色或使命？
—— 游： 像這樣的活動，給當地人驕傲感與參與感，是非常重要的。讓在地感受到，桃園有一個很棒的活動，是國際性的，而且跟他們有關係。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你的觀眾是誰。
我們不能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弄一個很高調、很實驗、很學術的東西，讓當地人覺得原來紀錄片、藝術電影都那麼可怕，親和力還是必要的。我們講得俗一點，這是一種文化建設，需要扎根。而這個文化建設真的是要給視野的。
—— 但影展如何在視野和親和力這兩者取得一個平衡？
—— 游： 開幕片就是一個例子。選片上，第一，考量觀眾基礎，我們不拿作者論的導演的作品來開幕。吳導演要求影片的親和力要強。畢竟開幕式是要感謝所有參與和幫忙的人，我們不要這些人都來了以後，反而被電影教訓一頓，好像在告訴他們說：你們不會看藝術電影，你們都看不懂。
—— 吳乙峰（下簡稱「吳」）： 我每天接觸這些人，大概知道他們看什麼樣的電影。他們出錢出力，弄車子、找人來，我要選他們至少可以看得懂的開幕片。不要放個片子讓大家都看到睡著，那這些人以後就不會再來支持我們了。我們不應該那麼傲慢。
—— 游： 我們邀請的《母親大人》，這個導演破了兩次印尼的票房紀錄。你可以批評它很通俗沒關係，可是對我們來說，通俗不是一件壞事。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這個通俗給人尊嚴，它有生活的質感。
—— 但您這個視野要怎麼持續開拓，或對觀眾進行培力？有沒有想過挑戰民眾的觀影習慣？
——吳 ： 要市民往上爬，必須給他們階梯，這是我一開始就有的思考。過去兩年，我一直在桃園，我們過去在光影（桃園光影電影館，下以「光影」簡稱）播鳳飛飛之類的影片時，節目表中間可能會突然穿插一個《醉・生夢死》。好幾次這樣實驗都非常有趣，大家看完後剛開始有點緊張，但我們就來討論。光影那邊經常舉辦映後座談，因為要對談才有心得。兩個月以後，怪電影觀眾都不怕了，因為他們知道有機會接觸一些不同的刺激。這次桃影的標案只要求我們舉辦八到九場的映後座談，我們卻搞了四十幾場，就是要讓觀眾看到導演來了，來看電影外還可以聽聽他們在說甚麼，我覺得那是一件美麗的事情。
—— 吳乙峰導演這兩年來在桃園光影電影館經營，累積了很多成果。經過這些年，你覺得桃園的特色是什麼？這些特色又可以如何跟桃園電影節產生連結？
——吳 ： 桃園的族群、人口比例、城鄉差距等等，都是台灣的縮影，桃園有原住民，也有清真寺。這些縮影的有沒有可能因為電影節被串連？比如我們做「紀錄桃園」，第一屆學員結訓後會主動幫助第二屆。比如志工幫助我們分送手冊，我們這次與元智大學合作，訓練了九十幾位志工等等。這些人會說，這也是他們的桃園。這屆如果培養了一些孩子，然後往後年年持續下去，未來他們從桃園出發，往外還可以去做更多什麼。
▍ 電影節與在地
—— 兩位如何在「地方」宣傳影展？更甚者，如何走入地方、與地方交會，並且在關係建立後，讓電影可以在地方扎根？
——游 ： 我在宜蘭、台中、高雄都辦過影展，我知道不在台北辦影展是怎麼一回事。像作宜蘭綠色影展時，我們就知道一定要跑校園。宜蘭有很好的志工傳統，所以當找對了志工單位，那些志工都會來幫忙；剛去台中辦「紀錄片雙年展」（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的時候，我們也是花了一個多月跑遍各地。這跟台北很不一樣，你一定要跑基層，不是發新聞稿或臉書貼文就可以的。只要是離開台北市，影展的宣傳就是一步一腳印，因為它的聚落不再那麼凝聚。
還是要講一下山形影展，每年東京人當然也會很想來參與，到了週末就會看到大量的外地觀眾湧入，但平時呢？平時都是當地的民眾來參與。所以我們想法也是一樣，當地的人如果沒有動起來是不行的，這並不是一個為台北人辦在桃園的影展。而且桃園不像比如台中，有錢有閒的人比較多，台中的國立台灣美術館本身又有自己的管道；桃園整個是更散的，沒有固定的文化集散地。所以真的要從零開始，走出去跟大家接觸。
例如發送影展手冊，我們並不是請宅配公司送去就沒事了。我們派專人去，到每個地方都要聊一聊、交流一下，然後把東西親自送到他們手上，這就是一個耕耘。像復興鄉這種很遠的地方的民眾，就算他來不了，也會因為拿到手冊，至少知道有這個電影節存在。我認為這個部分跟策展是等同重要的。標案中有限資源如何配置？我會希望很大一部分是讓桃園本地人願意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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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看到本屆的代言人除了柯一正導演，其他都是在地的市民朋友。這樣的選擇實際上可以讓電影節與市民產生什麼樣的連結？
——游 ： 光是選擇代言人的過程，就可以讓地方動起來。我們很多活動的設計都是為了宣傳，希望能讓大家動員起來。像臺灣獎競賽設立了公民團體組成的「市民評審獎」，總共至少有十五個團體派員參加；像我們拍宣傳片，也是用最笨的拍法，到各個地方拍攝，上山下田，走進廟裡、菜市場等。每去到一個點，還會動員當地的人來參與拍攝。這些都是要讓大家好奇我們在幹嘛，才會藉此感覺到桃園有一個電影節要舉辦了。
——吳 ：當我們談文化工作下鄉這件事，就是得透過實踐。選擇這些不同族群的市民作代言人，也是因為這些就是我們實際接觸的人。做這些事會讓參與者覺得驕傲，比如當這幾個代言人知道他們的影片會在每一部電影的開頭輪播，他們就會叫大家去看；那像我們之前在發送手冊時，公民團體就會自己把海報拿回去貼，大家會真的感覺到影展要開始了。沒有這些協助，你會把自己累死的。因為大家動起來參與了，就會開始形成一個小小的網絡。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電影節不是明星的，而是屬於你自己的。
電影讓我們有知識，知識得以讓人解放重獲自由。不管是紀錄片或劇情片，都是讓人有機會參與和理解社會的可能工具。誰說這些東西只有台北人能擁有呢？因為紙風車，澎湖的孩子開始喜歡戲劇。文化效益這種事，有時候我們難以估量。比如選片指南，標案規定只要兩場，我們做了四十幾場都爆滿，可見在地有這個需求
—— 粉絲專頁上有些留言討論桃園本地的資源分配不平均，這部分影展是否有所思考？
—— 游 ： 沒有，區域均衡是政府的責任。電影節像廟會一樣，我們能做的就是把它炒到最熱，留下一個繁榮熱鬧的好印象。只要來的人好的經驗傳出去，沒來的人就可能因羨慕或可惜，產生動能去爭取。比如為什麼交通沒做好？為什麼這裡沒有電影院？在一個電影文化並不活絡的地方，如果一定要追求雨露均霑，整個能量容易散掉。而那是平時就應該做的，是電影教育的範疇。—— 剛剛講到文化權集中在政治人物身上，但當在地耕耘有所累積之後，是不是又可能產生某種能動參與角力，反過頭由下而上的對政府決策產生一些影響？
——吳 ： 對啊，完全由下而上，尤其當政府看到市民喜歡的時候。比如我們一直在光影做「紀錄桃園」，議員都會派人來看。以前常會質疑錢為什麼要花在這裡，但到後來卻會驚訝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參與，網路上又有不錯的迴響。而當民眾向議員回饋光影的好，他們自然會聽；另外像我在地方上合作的扶輪社、青商會、家長會這些團體，他們自己也會上網查看資料了解，假如覺得這個值得，應該要讓孩子來看電影，就會募款籌車錢。這也是為什麼我要一個個去認識他們，因為只有他們能把孩子從學校帶出來。
▍ 臺灣獎競賽 —— 就本屆電影節新設立的「臺灣獎」競賽，可以請您跟我們談談為何要在本屆設立這樣的競賽嗎？如何與其他既存的、性質相似的競賽建立區隔？ —— 游 ： 我們希望國際影人來，可以看到台灣精選的紀錄影片，透過競賽，把大家拉上來。台灣紀錄片的整個市場，從生產到行銷，根本不暢通，很多人認真在拍片，拍完的東西卻沒地方銷。產業的部分不是這次影展能解決的問題，不過既然有一個政府願意拿錢出來，用很高的獎金來辦競賽，何樂而不為？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說，已經有三個、五個、八個競賽了，為什麼要辦第九個、第十個。當你去問台灣的紀錄片導演，哪一個會覺得現在競賽太多、獎金太高，我們要不要減縮一點？不會吧。而且我們絕對是很慎重的，影展的責任就是好好把影片選出來，好好辦這個比賽，好好的讓來參賽的人感覺到他的作品被重視。那哪怕我只辦一屆，至少可以讓大家看到台灣這一年的紀錄片，創造影人彼此交流的地方。—— 請介紹一下本次競賽中的「市民評審團」，是如何組成與運作的？ ——吳 ： 我覺得競賽除了有國際的專業評審，也應該要有在地觀點，尤其很多紀錄片與社會變革的問題切身相關。所以我們找了這些NGO團體，請每個團體各派一人參與。這些團體是我們這幾年下來，從認識的一些社區中心、獨立書店出發，持續拓展而來的，並在影展前讓他們自己先行模擬評審，共同確立評選機制。
▍ 「十年再見楊德昌」專題 —— 今年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週年，為何選擇在桃影設立回顧單元？
—— 游 ： 楊德昌是本來我就想做的。如果由我們持續做下去，我也會希望每一年有一個很重要的影人，但不只做給國際看到，本地的人要有感覺。去年十二月我們就跟小野聯絡，他很高興我們願意做楊德昌專題，就給了我們珍貴的手稿。楊德昌在國際上已經很知名了，反倒我們這次做是要對台灣的觀眾說：來認識一下楊德昌吧！—— 今年香港電影節也辦了一個回顧，當兩岸三地好像都要爭搶某一種紀念的話語權或詮釋權的時候，桃影這一次的回顧，在什麼部分作出獨特性？桃影希望我們怎麼回望與記得這位大師？ —— 游 ： 這次是做給國內對楊德昌比較陌生的年輕觀眾。談楊德昌當然有很多種談法，可以談他的美學成就，可以談台灣產業的不健全，但就桃影來說，實在不適合辦什麼學術研討會來探討這些。這樣堅持拍片的導演，重點還是拉回來「人」身上。因此我們在光影辦了展覽，除了大事紀，也訪問了十五位跟楊德昌工作過的同伴，談他們認識的楊德昌。這是我們向楊德昌致敬的一個方式，就是拉近他跟民眾的距離，希望不要有什麼門檻。—— 我們看到香港電影節這次促成了彭鎧立跟金燕玲的對談，也有比如大師講座或專書出版。桃園好像選擇放棄這些鋒頭？
—— 游 ： 我們有啊，每一場都會有不同的人來聊。然而這是一個標案，標案的意思是可能沒有下一次，可能即使有下一次也不是由我來辦，在這樣的限制之下，有一些事情我是不會去做的。我不要桃影出了一本書，然後事後人家說：「桃影是什麼？停辦了喔？」這樣我覺得太丟臉。這並不是專為電影發燒友細膩規劃，而是真的為桃園民眾辦的回顧，去強調我們有而別人沒有的。除非桃影讓我相信會持續辦下去，不然我們現階段不會想用學術，或者評論為難我們的觀眾。我始終都覺得，像這種一屆一標的影展，策展人一點都不偉大，你在裡面有的權力其實是有限的。與其很自我，自己做得很痛快，結果到時候門可羅雀，那我們還是選擇跟在地搏感情。
▍ 電影節的未來
—— 標案對您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游 ： 在執行過程中，各種細節還幾乎沒有彈性。比方說，合約規定哪一天我一定要完成片單，這天過後，出現再好的影片都不能增改──因為規定就是規定，時間到就得關門，要是不準時我們就會被罰錢。可是其他我們在合約外多做的，也都不會因此得到什麼。又例如合約規定手冊要印兩萬五千本，縱使大家現在都可以下載電子版，我們覺得紙本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大概一萬本就夠了，但這個數字不知道在什麼依據下被決定了之後，就不能後悔或更改，我們也只好乖乖地做。
本來公務員就已經有很多業務，但因為標案合約裡又有很多很細的規定，他們就必須一樣、一樣的驗收，每一件事情都要公文來來去去，搞得兩邊非常忙碌，只是為了要應付標規，完全無助於影展，只是耗損人力。
所以其實政府根本不應該辦影展，只要作為主要的金錢挹注來源就好。因為那根本是在為難公務員，既不是他們的專業，到時候稽核來查核，哪些東西只要不合規定，回過頭又追究，出什麼事他們也麻煩，他們也會怕。我相信桃園市政府他們這一次一定也感受到了之中的莫名其妙與麻煩。—— 你們相信從下而上說服桃園政府，是有可能的？
——吳 ： 我們努力做，先把這個頭做起來，自然政府就會有想法，接著我們可以建議最好不要用標案，改用基金會等等。那就看政府有沒有能力，有沒有膽識。
——游 ： 但決策的權力終究不在民間。民間能夠給的是什麼呢？民間能夠給的是輿論壓力，民眾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告訴政府這個電影節有意思，我們希望可以繼續辦。
—— 明年還會想做桃影嗎？當桃影往後可能成為常設之後，對於未來的目標還有什麼期許？
——游 ： 雖然標案有很多的限制，但我在這個城市看到很多潛力和可能性，並且在這之中感受到了尊重。哪怕外界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內部卻沒有受到太多的質疑，沒有因此被主辦單位為難，這個部分我非常感激。當他們聽到我們策展的方向，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做之後，他們放手並鼓勵我們去做。對於批評，我虛心接受，每個影展都有各種不同的條件，我們在這些條件下，努力做我們想要做的。
但坦白說，未來的目標不在我的掌握之中，這是政府標案最討人厭的地方。不管有多麼遠大的理想，我現在講出來都是沒有意義的。雖然我們說台灣的影展好像很多，可是從國際上來看，絕對還是有一個位置留在那邊等著我去填補，只要有人給我這個機會。剛好桃園是可以從零開始的，因為它的文化建設才剛剛起步，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這種挑戰本身很過癮，它的未來會是怎麼樣子，我也樂見公平競爭，大家盍各言爾志，提出可被政府接受的方向，然後一起朝著那個方向往前衝。但如果還是一年一次結束後，政府又覺得來試試這個、試試那個，這種就不用了。台灣最大的問題常常是大家都有好點子，可是如果沒有給這些點子一些時間茁壯，都不可能開花結果。■
（作者按：本文感謝何思瑩、鄭秉泓提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