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少許髮膠的旁分短髮，不顯眼的耳環，白淨臉皮，直挺鼻樑。大阪亞洲電影節期間，澳門年輕導演徐欣羨及她的新作《骨妹》受邀參展。不滿三十歲的她，面色不十分好，眼底兩圈輕微的黑，但臉龐輪廓仍顯得青春，眼裡有神，看上去像是對自己的疲憊不以為意的類型。  

訪談開始前，同她坦承自己看片時哭了，只聽她靜定地說，真的嗎，謝謝妳。向她補充，其實前後左右啜泣聲此落彼起，只聽她又靜定地說，真的嗎，謝謝大家。她確實有不輕易外露情緒的個性，這反顯出超齡的從容穩定。這樣的她，便是如此這般穩步走在拍片的路上。不犯急，不怠慢，更不示弱。  

在《骨妹》之前，她已有兩部紀錄長片作品，分別是處裡同志題材的《櫃裡孩》（2012），以及拍攝澳門三位前輩女作家故事的《荒蕪中栽花》（ 2014），2016年的《骨妹》則是她首部劇情長片，六年來維持著平均每兩年就交出一部作品的節奏。

上左：徐欣羨首部劇情長片《骨妹》（2016）入選大阪亞洲電影節。 上右：紀錄片《櫃裡孩》（2012）是一部關於兩位女性的成長紀錄片，也是澳門影史上首部女同主題的電影。 下圖：紀錄片《荒蕪中栽花》（2014）講述三位澳門女作家——凌稜、周桐、玉文的寫作生活。

「骨妹」是港澳地區女性按摩工作者的代稱，劇中刻劃回歸前四位骨妹間的姊妹之情，藉此追念上一輩澳門人的義氣，主線更密密繞著19（詩詩）與18（靈靈），她倆非同尋常親密的關係。於是，先前兩部紀錄片中分別關注的議題，走著走著，又兜到了一起。訪談中，論及這些個尤其掛心的事，個性沉穩的她，仍不住波動了語氣。但凡談到離開求學多年後家鄉的巨變，便在平靜的應答聲線中，出現一兩波異常的語重心長。
 
衝擊過，疏遠了，但終歸是家鄉。徐欣羨翻查深埋於城市，藏身畸零角落，幾為當今市容與資本主義習氣滅頂的，澳門人的深情。《骨妹》截然殊異於姊妹城市出品的《七月與安生》或《閨密》，澳門式的姊妹情在她心目中，雖同樣縝密貼心，卻不曾黏膩瑣碎、忌妒生疑，根除所有關於「算計」的雜質，出脫得大氣豪情、率真至性。  
 
相關從業人員稀少，市場太小，在澳門做電影夢是奢侈的，取材在地走向國際更是不易。然而，徐欣羨還是這樣從容淡定，不願示弱地穩步走去。拍完《骨妹》，下一部片她仍將繼續對準澳門，她像是接過了三位女作家的棒子，也像是回澳門開店賣糕的詩詩，選擇的終歸是留下。

選擇留下，耕耘這塊，唯有真心人識得其豐腴的，別人眼裡的荒地。正因為她知道，只有它才能從深處波動自己的情緒，只有它能栽得，她在別處扎不下的根，開不出的花。 

以下為本次與徐欣羨導演的專訪內容：

──妳曾來台灣念電影，當時為何有這樣的選擇？
 
徐欣羨（下稱徐）──中學畢業時我就清楚知道自己想念電影，但澳門沒有電影相關科系，所以當時就兩個選擇：香港或台灣。當時也有考香港的學校，但比較起來貴很多，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跟澳門文化比較貼近，覺得如果要離開家鄉，想選擇跟澳門文化差異更大的地方。加上當時一些學長姐推薦，覺得台灣很不錯，人文氣息比較濃厚，所以後來就選擇來台灣。
 
──學成後妳又到香港繼續念研究所，在港台都待了不算短的時間，這兩次離鄉經驗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你，讓妳動了心念拍這部以原鄉地澳門為背景的《骨妹》？
 
徐──倒不是因為旅居異地產生思鄉情緒，其實是我在台灣修了一門課，兩個學期的時間內要寫完一部長片劇本，當時就產生了關於這部片的初步構想，以澳門的「骨妹」這個行業作為題材。我認識的一些阿姨，在九○年代她們真的就從事這個行業。我覺得她們的事情很有趣，當初就想把她們的故事寫下來。
 
在台灣念完書回去，又去了香港好一陣子，再回澳門的時候，可能真的是離開了不短的一段時間，真的覺得澳門變了，或者是跟我成長的時候有點不一樣，這樣的感受更為強烈，就會更想去捕捉當年記憶中，或者紀錄老一輩澳門人的故事。
 
──《櫃裡孩》中關於同性情誼的討論更直白，可以聊聊為什麼《骨妹》中詩詩和靈靈之間的情感，在劇中則顯得若有似無、點到為止？
 
徐──這個部份我也有跟編劇來回討論。他也問我，要不要再強調一點，還是保持這個狀態就可以。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因為詩詩這個角色對我來講，其實就是一個需要覺醒的角色，awakeness。所以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她們的關係或感情太濃烈，她又要不知情就很不合理。另外我也在想，她們生活在九○年代的澳門，當時社會風氣還很封閉，而且從事「骨妹」這個行業的，一般可能也不是什麼知識份子。所以她們也許根本沒有想過友誼之外的可能性，所以就覺得那個部份不用著墨太多。而且存在於她們之間的就是「愛」，我同時也想強調一些無關標籤的東西。她們兩人之間就是有愛，但她們錯過了。
 

──這應該不是阿姨們的故事吧？
 
徐──跟我認識的阿姨無關。但開拍前我們做了一些研究，其中有一個阿姨很可愛，她沒有直接告訴我她是不是一位同志，但有一次她就跟我媽講，可能她一看就知道我是，便跟我媽說類似你要接受你的女兒這樣的內容，我媽再跟我轉述。可能是她的家人沒辦法接受，也可能她生在那個年代，對自己的認同也很疑惑。當然她跟《骨妹》之中主角的故事也無關，但其實也是有這樣的故事，我覺得很神奇。
 
──《荒蕪中栽花》中妳回顧很多澳門的文學作品，在題材或是創作的動機上，對《骨妹》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徐──《荒蕪中栽花》講三個澳門女作家的一些故事，老實說，在監製找我去拍那部作品前，我自己真的也很少看澳門的文學作品。反而是台灣或其他地方的文學作品，我還看得比較多。其實不只是我，澳門本地的東西，得到自己或外來的關注度一直很少。直到真的準備拍攝《荒蕪中栽花》的時候，為了進行研究和訪談，才大量地看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其實就像片名一樣，你會發現澳門很多人默默在創作，不求回報。這三位作家就是這樣試著把城市的一些東西記錄下來，這對我而言是一大啟發。
 
──請跟我們聊聊劇中澳門與台灣的場景設定。

徐──台灣方面，會將主要場景設定在宜蘭，是因為在劇情上希望選一個像以前的澳門，步調較慢的地方，詩詩在那邊可以過得很舒服的地方。她有一個對她很好的暖男老公，在一個這麼舒服的地方生活，卻不知為何還是開心不起來。另一方面，因為九○年代的澳門已經不存在了，當時的澳門是比較安靜、沒那麼繁華的。為了重現當年的澳門，選景時會刻意挑選較偏僻的街巷與小吃攤，比較寧靜和懷舊的街角。但是，當場景呈現的是現在的澳門，就會呈現出更為紛亂、擁擠與不安定的面貌。所以，其實是為了劇情需要選擇場景，企圖做出台灣與澳門、今昔澳門的衝突與對比。

 ──這部片的演員表現都很亮眼，當初也曾看到妳在臉書上徵求演員，請跟我們談談這部片的選角過程。

徐──這部片原來是先拿澳門政府的補助，那時候覺得發行可能沒辦法做太多地方。所以一開始只在澳門跟香港地區作獨立的徵選，等到後來我們將計畫給天下一電影，也就是現在的發行跟出品公司，我們才進行更大規模的徵選。公司把劇本投給許多演員，看她們是不是有興趣。其中，很幸運的Gigi（梁詠琪）看了劇本之後，便爽快地答應下來。找到演中年階段的骨妹們很順利，反而是找到飾演年輕骨妹的演員比較困難，我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分別在澳門與香港做試鏡。本來認為先確定飾演中年時期的演員，再選演年輕時期的新演員，會比較容易一些，所以那時候Gigi答應了，我們好高興，高興歸高興，卻發現Gigi好高，所以變成另一個困難點。最後演年輕骨妹的四個女生平均有170公分，每次在現場都覺得這些女生好高喔。

──另外發現很有意思的是，這些演員都來自不同的地方。來自異地的演員間如何培養如同電影中骨妹般的姊妹情誼？
 
徐──對，這也很有趣，我沒有故意這樣選，但她們都剛好成長或來自不同地方。像飾演詩詩的Fish（廖子妤）就來自馬來西亞，飾演靈靈的Jennifer（余香凝）來自香港，金色頭髮的女生是澳門的演員劉漪琳，另一位短頭髮女生現在在香港發展，但她其實是來自內地的歌手，名叫陳蕾，電影的片尾曲就是她唱的。
 
來自異地、不同背景這點反而滿好的，年輕的幾個女生在開拍前都會先排戲，排戲也不只是照本來，也會讓她們聊聊天，有時候她們也會約來公司一起聊天打牌，希望拍出來的效果真的像朋友一樣。Fish跟Jennifer剛好屬於同間公司，本來就認識，但也沒有到這麼熟，拍片之後才變得很好。
 
──除了先前提到認識一群阿姨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導致妳選擇「骨妹」這個行業，來讓大家更認識澳門老一輩彼此幫忙的義氣？
 
徐──大概在九九年之前，可能是九五、九六年左右，來自不同地方的遊客到澳門都會來按摩，除了香港客人，也包括過境澳門前往內地的台灣客人，這個行業在當年很興盛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認識的那些阿姨真的很有義氣，她們真的是一個姊妹有事情，其他阿姨都會幫忙。這一點我覺得很像以前的澳門的人，人情味很濃烈，她們很有那個年代的代表性。
 
其實香港也有骨妹這個職業，這個片名也蠻容易讓人產生誤會，因為香港之前有些類似片名的影片，但都是偏情色一點的。「骨妹」這個字眼本身就帶有一點貶意，因為她們的工作在道德層面比較模糊，當時有點色情成分，現在色情的成分可能更重。但是，這也是我選擇骨妹的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她們對我來說很特別，但不是那種「特別」。她們其實都是普通人，有些人會帶有色眼光去看這些女生，這也是當時我覺得要把她們的故事拍出來的原因。

──妳又是怎樣更進一步地理解產業中的人事物與行規的？
 
徐──主要就是找這些阿姨出來問，後來香港編劇加入，他也跟我一起和阿姨們聊天。我們會研究，譬如說像詩詩，她初入行會有什麼狀況、需要經過什麼步驟，也會問她們當時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像是電影裡面有一場戲，威哥請他們吃飯，是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當然那個客人也知道其他姊妹不是剛好路過，但那個時候大家都有錢，所以也請得甘願。然後她們也很好玩，會把姊妹都叫上，一起去吃一頓好的，我們聽到這些有趣的小故事，也會試著放進劇本裡去。
 
──經你這麼一說，很好奇哪些是真有其事的，譬如說是真的有人嫁到台灣嗎？詩詩是個孤兒這件事也有所本？
 
徐──嫁到台灣、嫁到香港，在回歸之前那個時候真的很多。孤兒這方面比較沒有，是特別設定、虛構的；但是靈靈的爸媽在內地與她分隔兩地，則是真有其事。
 
──其中，有一幕特別令人印象深刻，也就是澳門回歸大家舉著中國國旗倒數歡慶，卻是靈靈與詩詩訣別，從此不再相見的場景。想請問為何會將訣別場景安排在那樣的時刻？
 
徐──這場可能是唯一一場，我在台灣寫劇本的時候就這麼想，而後來沒有被改掉的一場。雖然對白部分當然有再調整，但這一幕，真的是最初在我腦海裡出現的場景，那時候沒有設定一定要是回歸，但就覺得要是一個倒數、很開心的時刻，安排她倆分開。其實靈靈是假裝她很開心，對詩詩來講，如果是在這麼開心的情況失去重要的東西，對她的衝擊性就會更強烈一些。
 

──電影裡有句經典的台詞：「十多年了澳門都變了，何況是人」。算算妳離開澳門至少六、七年之久，重回澳門，對你而言，其最具衝擊性的轉變可能是什麼？
 
徐──首先是城市面貌的變化。在回歸之前，澳門只有一家賭場，現在也不過十幾二十年，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整個城市就多出了十幾、二十幾間賭場。海越填越寬，為的是建更多的賭場，為了發展，很多老店都沒有了。但這對我來講也不是最厲害的轉變，我覺得最具衝擊性的轉變，真的是人。
 
這是很大的轉變。因為澳門真的是很小的地方，妳出去繞一圈一定會遇到一個認識的人，但因為這些年的城市發展，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突然拉得很開，因為工作環境，賭場改變了好多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態，他們每天的生活都圍繞著賭場打轉。其實澳門人賭錢的人不算很多，我不是說他們會去賭，當然有人會。是輪班讓他們沒有生活，每天就是看人家賭錢，回家就是睡覺，醒來就去工作，自己的時間變少了。賭場根本地改變了澳門人的生活型態，這對我來講是比較大的問題。
 
──年輕一輩澳門人受賭場文化影響的狀況如何？
 
徐──好處是現在網路的力量，現在澳門的年輕人會去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賭場的工作條件很誘人，很容易拿到穩定的薪資。問題就變成他們進去後就又被改變了。我覺得環境問題使然，居住於澳門的人在潛移默化之下選擇也受到局限。因為當你的朋友很容易拿到四、五萬塊台幣的薪水，而你可能因為別人眼中一些很無謂的堅持，就只拿個台幣一兩萬的薪水，然後慢慢地因為家庭、生活壓力等原因，你就會被影響，改變原來的選擇。
 
──這部作品一開始拿到澳門文化局的長片補助，後來又陸續得到許多香港業界人士，像是鄧維弼、丁雲山與廖婉虹擔任監製，銀河映像的歐健兒也來協助編劇的部分，台灣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幫助。請問是怎麼樣慢慢找到這些資源的？
 
徐──那時候很幸運。我這部片的監製之一丁雲山，是我在香港念碩士的老師，那時候拿了政府的補助，我跑去問老師的意見。我原來也沒想過要找明星，覺得小小的也可以做，澳門獨立電影很多就是拍完在澳門放幾場，然後就沒了。老師問我說，你想不想讓你的電影讓更多人看見，我回他，那是當然。他開始帶我去香港的電影公司，一家一家敲門。他們有比較完整的發行製作經驗，如果他們願意幫忙，不只是錢的方面可以解決，也可以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
 
澳門有很多年輕導演，我們正在繼續努力。但是澳門的市場絕對不夠大，沒辦法在本地消化生產一部電影的成本預算。所以勢必要尋求異地的合作，有些朋友會從內地拉一些資金進來，有些會從歐洲，像是葡萄牙，或者台灣，我們都在找辦法，讓在澳門拍片成為可能。
 

──這讓我又想到在「荒蕪中栽花」的精神。你認為澳門的電影產業和導演，有什麼樣的特色與潛質，是可能讓你們在相對匱乏的資源裡，做出不一樣的，富有地方色彩或個人特色的作品？
 
徐──澳門的文化底蘊是特別的，卻有很多地方還沒有被呈現過。很多人來澳門取景，但是澳門的「人」卻還沒有被好好認識，他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跟香港人是不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來自葡萄牙的朋友都還在澳門，葡萄牙人在澳門殖民這麼多年，對於澳門人的影響是很深的，這些東西都還沒有被呈現到影像上面。
 
──《骨妹》是懷緬過去的澳門，聽說妳的下一部作品想以今日的澳門社會為主題。可以跟我們聊聊新的拍攝計畫嗎？
 
徐──其實我想做的，就是剛剛提到跟賭場有關的故事。之前當然也有很多以賭場為題材的電影，比方說《賭城風雲》之類的，但那些不是在講城市的事情。像我剛剛講的，澳門七、八成的人都做賭場相關的工作，不一定是發牌，也有許多做清潔或接待工作的需求，他們支撐起整個賭城，卻也都是普通人而已。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然而，像我剛剛說的，賭城的生活型態深深影響了他們。我還在思考，一個人進去這樣一個環境，接觸的人重視的都是錢，那他會變成怎樣的人，所以，我的下一個題材希望跟這些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