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蟻》是吳慷仁第一次使用「方法演技」，把自己的身心狀態都完全「變成那個人」。問吳慷仁為什麼，他回答很簡單，「現在拍戲沒機會用方法演技，很少有一部片可以讓你至少準備至少一個半月，做外型上、聲音上的改變」，他想嘗試沒試過的表演。對他來說，既然《白蟻》中的角色設定是平凡如螻蟻的人，他直覺認為外型最好不顯眼，至少不能「好看」，瘦弱更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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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慷仁很清楚，在台灣電視劇的速食文化裡，很少人會指示演員以這樣的幅度改變體型，演員也沒有餘裕和時間可以這樣變化，還經常受限於偶像與藝人形象的包袱。所以他認為，在台灣，「演員的可能來自於他自己」，突破往往來自於自覺。他有條不紊地分析，除了舞台劇演員，台灣螢幕演員其實「不太需要改變」，因為蕞爾小島沒有太鮮明的地域性差異，國語腔調差異太小，頂多只有社會階級的不同，對演員來說，「能玩的東西很少」。

他直言，在台灣戲劇的大環境下，演員經常是他人想像與協助的成果，妝髮、燈光、攝影師、導演、服裝通力合作，將演員塑造成某個人，假使演員沒有極力求變，自主地探索不一樣的可能，那麼無論怎麼演都只是自己。訪談過程中，他經常說，「演員是被動的」，指的是演員是導演、片商、投資方與觀眾的選擇，演員能演到什麼樣的戲、什麼樣的角色往往不是個人的決定。但是，他也不願意單純地當別人手中的一顆棋子，大環境不變，那他就在既定框架裡找任何可以突破的方法因此，控制自己的體型變成了他給自己的挑戰之一。

吳慷仁過去已經處理過不少短時間內適應兩種角色的經驗：拍《A咖的路》電視劇的時候，中間請假跑去《徵婚啟事》單元劇客串搞笑；在《鍾無艷》中一人分飾兩角；也曾經在短短四個月內南北奔波，同時飾演《出境事務所》的禮儀師趙勝偉，以及《麻醉風暴》的業務員葉建德。但是，對吳慷仁而言，電視劇有既定的「套路」，這些角色「轉換」透過演員累積的技術與經驗克服不成問題。

吳慷仁進一步解釋，電視劇因為有固定模式，所以演員不太有機會做不一樣的表演，而且大環境求快，不講究長時間的醞釀，除了像《出境事務所》這種有語言學習壓力的特例，通常現場演出都有模式可循。演員如果飾演主角，能自由發揮的自主性就更少，因為主角負責「正戲」，角色和情節設定不太容許出軌，此外電視劇偏好呈現美好的那一面，即使是結構複雜的《麻醉風暴》，「好看」與「正向」依然是很重要的元素，而且通常需要英雄角色。

吳慷仁顯然並不滿足於「有戲演就好」的思維，這一路走來，他特別珍惜能讓他做不同嘗試的作品，他甚至認為，正因為主角往往受限於電視劇的套路，配角反而能獲得更多發揮的空間，因為配角分擔的場次少，負責的事件發展和主角有距離，所以配角的角色個性可以不那麼規矩，演員能自主添加「不一樣東西」。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很樂意去開發那些「不一樣的東西」，放膽去玩，比如《徵婚啟事》的串場角色，甚至《麻醉風暴》裡的葉建德，可以不那麼用力，可以執行更多即興演出。

所以，在固定的電視劇表演之外，吳慷仁表示自己「當然想演電影」。問他何以「當然」？他先澄清自己不喜歡區隔「電影咖」和「電視咖」，兩者之間沒有高下之分，但是他認為台灣電視劇被現實環境綁架，而台灣電影雖然也有其困境，但相對而言無論戲路和角色的層次更有變化，演員可以發揮的空間比較多，「能被看到的東西也更多」，有機會「變成另外一個人」──「雖然這種東西不見得會賺錢」，他自我解嘲。

在電影《白蟻》開拍前，吳慷仁確實變了一個人，他脫去了《一把青》劇中英挺軍官的外殼，花了一個月變成《白蟻》裡面的普通人，在家、在拍攝現場的身心狀態同步，受困於綿綿不絕的飢餓、陰鬱，因此導演要求他做什麼都是「對的感覺」。演電視劇時，他多半靠著「吳慷仁」本人的經驗與本質演戲，但《白蟻》的經驗是截然不同的──他不必那麼在意攝影機的鏡位、演員對手的狀態等技術層面的東西，既然他已經把自己活成了另一個人，現場只需要由攝影師與導演去捕捉那樣的狀態就行。

但是，導演和吳慷仁對「白蟻」這角色的想像不見得都在同一陣線。劇中有一幕戲，白以德回家從信箱取出不明人士第二次寄給他的恐嚇信，導演原本安排他看到之後上樓拆信，但吳慷仁認為直接拆信才是那個狀態下應該有的反應，經由導演與劇組討論後，吳慷仁的見解獲得了採用。另外還有時候，導演已經喊卡，他仍選擇繼續演到更符合自己感覺的地方。也有時候，原本沒有台詞的，他會突然拋出句子；原本有台詞的，他則建議沉默。他是個導演口中「有即興能力」的演員，心有定見，而且不怕麻煩地嘗試、溝通，追求表演效果的最大值。 

 

面對 

吳慷仁表達自己的看法從來不拐彎抹角，問他問題，他總是在問題的尾音還沒結束就開始回答，幾乎很少猶豫，回答得完整，而且有清楚的脈絡，彷彿他已經回答過這些問題無數次，或者他自己曾經想過這些問題無數次。

關於台灣戲劇環境、演技的問題，吳慷仁已經不厭其煩地在不同場合解釋過，從他的敘述中可以聽得出來他對演戲這門學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也對於未來的戲劇之路有所期待。但在自身之外，吳慷仁顯然也是有社會意識的公眾人物，他不怕在公開場合發表對於社會的見解、自己對大環境的期望與觀察，有話直說的風格與許多自我言論審查的公眾人物相當不同。

過去，吳慷仁參與演出的《出境事務所》與《麻醉風暴》都夾帶部分社會議題，除了《白蟻》之外，他也不是第一次飾演社會的邊緣人。問起他對《白蟻》劇中人物的看法，他很坦白，「一般人可能會問，你演變態，你覺得他正不正常？一般來說，如果我想結束訪問者的對話，我就會說：我覺得我很正常啊！我沒有什麼不一樣」。話鋒一轉，他更精細地描述了他的看法：戲劇可以直擊某些人偷東西的現場、在家的私密畫面，「但關起房門，哪些人是『白蟻』，哪些人不是？」導演朱賢哲也曾在訪談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每個人都有一些黑暗面，卻經常五十步笑百步，去鄙棄他人的黑暗。吳慷仁直言，「這種事情你可以把它講得很可恥，也可以把它講得很原始」，從原始的角度看，人不外乎就是「需要一個出口」，然而當這些事情曝光的時候，旁觀者就會開始產生批判，當社會觀感與批判開始發酵，這些事也就開始默默畸形，而經常引爆多數人攻擊少數人的事件。

對於劇中「白蟻」的心態，吳慷仁描述自己的揣測，直覺地認為白以德是內心矛盾的人：骨子裡想和一般大眾一樣，但心裡又希望自己與眾不同，甚至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吳慷仁說，「白蟻」讓他看到父輩的影子。請他進一步解釋，他說，像他爸爸那一類的軍人子弟，在眷村裡經常必須接受「出人頭地」的無形社群壓力，這種壓力來自於東方社會給男性的標準框架；這些人也會反骨，也會不想從眾，但實際上卻沒有反抗的勇氣，「沒有辦法誠實面對自己」，只能「壓抑」。

曾經因為演了這些作品而產生什麼新的想法嗎？吳慷仁回想，前陣子第一次接近臨終病患，他和病患說話的時候，忍不住引述了《出境事務所》裡出現的台詞，讓他感觸良多。他說，演員在拍每部戲的時候，戲已經默默地改變演員的人生，「我不知道原來《出境》改變我這麼多，直到現在它還在改變我，甚至一直在我的生活當中。它教會了我去面對這個事情。」 

 

方向

問及吳慷仁有沒有特別想合作的導演與演員，他不正面回答，笑言，「以前我會說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很夢幻的演員，除了演戲私底下都隱形，但他只有一個，哪有這麼多丹尼爾‧戴─路易斯？後來來想想，想致敬的對象太多了，那些演員就像神一般的存在，但慢慢也覺得他們沒有那麼神」。這當然不是因為對他們失去了敬意，吳慷仁強調，即便知道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的演技非常全面而且強大，但是他開始理解自己終究不可能像某些演員。他認為這種領悟是一種成長。  

他打了比方，三十歲以前，他會說自己喜歡梁朝偉，但是三十四歲以後，他漸漸明白他喜歡的演員雖然傑出，可是他不會變成他們，而且也不應該無止盡模仿他們，因為當自己開始有自己的風格的時候，就不應該像誰。他把表演和人生放在一起比較，說，人生是一種模仿，我們從小時候就開始模仿，表演自然也是一種模仿。模仿是一種回眸，有很多參考，但久而久之，人開始會有自己的習慣、自己的特色，演員也會開始有自己最舒服的表演方式，甚至是觀眾最買單的表演方式，此時便是應該停止模仿的時候。

對吳慷仁而言，與其去無止盡的模仿，現在新生代演員要培養和努力的東西是「找到未來的方向」。談到未來表演的方向，他忍不住提到他同樣在這條路上奮鬥的好哥兒們莊凱勛、黃健瑋、施名帥，他認為這些好朋友同樣屬於比較多變的演員，潛力無窮，只是所有人都不見得能爭取到自己最希望參與的劇本，不見得有足夠能發揮的市場與空間──「但我們還是不能放棄！」吳慷仁告訴自己，也向他的年輕戰友們心戰喊話。 

 

未來 

吳慷仁認為自己年紀越來越大，可以拍的角色可能更多，因為對人生的理解更多，表演的情緒層次也會提升。他認為現在的年紀屬於黃金時期，而人在四十歲之後就差不多定型了，求進步的意志必須趕在之前養成。

引他入行的導演李啟源曾表示，吳慷仁「在電影上的魅力絕對超過在電視上」，因為他不需要情緒上做很大的渲染演出，就能演出「味道」，但吳慷仁無奈地指出現實，除了少數出色的演員，台灣恐怕沒有什麼演員有資格可以宣稱只演大銀幕。現在，即使已經獲得了金鐘影帝的肯定，吳慷仁依然戰戰兢兢，不敢多做喘息，工作排得極滿，還要兼顧開發演技、自我精進的各種可能。

問他現在最長的休息時間是多久？他露出不知休息為何物的口吻，表示現在毫無休息可言，「台灣演員就是沒辦法演一部戲然後休息半年，我也很想，但就是沒辦法」。

知道吳慷仁在一夜幾乎沒有闔眼的狀態下，必須專注地回答《放映週報》密集的問題，幾乎感覺有點殘忍。訪談結束後，吳慷仁又旋風般溜出門抽了根菸替自己提神，因為緊接著還有另外一場訪談等著他，而他還是沒空打開那罐黑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