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電影節有兩部突尼西亞電影分別描繪了該國在「茉莉花革命」前後的社會變化：入圍「國際新導演競賽」的《革命前夕的歌唱》（As I Open My Eyes）與觀摩單元「感官嘉年華」中的《推銷員之戀》（Hedi）。2010年11月展開的「茉莉花革命」推翻了突國在位23年的獨裁總統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也敲響了「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鐘聲，北非、中東各國社會紛紛隨之揭竿起義。《革命前夕的歌唱》讓觀眾看見革命前突尼西亞人民如何活在軍警強力打壓言論自由的社會之下，而《推銷員之戀》則將場景設在革命一年過後，透過一個年輕人對家庭、工作、愛情的掙扎，凸顯突尼西亞社會在革命一年過後面對各種社會經濟挑戰的徬徨與失落。

《推銷員之戀》入圍2016年柏林影展國際競賽，演出生涯第二部長片的男主角馬吉瑪蘇拉（Majd Mastoura）更從梅莉史翠普手中拿下影帝獎座。而《革命》女主角拜雅梅哈法（Baya Medhaffar）也不遑多讓，初登大銀幕便獲得2016法國「凱薩獎」、「盧米埃獎」雙雙提名「最有潛力女演員」，也在其他影展競賽中獲得最佳新人獎。現實生活中，拜雅是一名專攻紀錄片創作的電影系學生，訪問時聽到「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今年選映的伊拉克紀錄片《家園——伊拉克零年》（Homeland 〔Iraq Year Zero〕）導演阿巴斯．法迪勒（Abbas FAHDEL）與阿爾及利亞紀錄片《新聞不死》（Checks and Balances）導演馬列克．班斯麥爾（Malek BENSMAÏ）都來台出席了影展活動，恨不得自己當時也能飛來台灣。

本次趁著兩位傑出年輕演員同時造訪台北電影節，我們也邀他們一起坐下來，和《放映週報》的讀者分享更多他們的演出經驗，以及突尼西亞社會在革命前後的轉變與挑戰。

之前策展人和我提到兩位私下是很好的朋友，請聊聊你們當初在什麼機會下認識的？

馬吉瑪蘇拉（下稱馬）：我們在成為演員前就認識了，一開始是2004年尾，我們都是Street Poetry的成員，當時有過一面之緣。而真正有更多接觸是在拜雅準備《革命前夕的歌唱》時，我當初也參加了《革命》的試鏡爭取主角男友的角色，可惜沒有獲選。不過當時導演蕾拉布琪（Leyla Bouzid ）需要人幫忙寫劇中的原創詩作，就請我幫忙寫了一首詩。當時我以拜雅的形象、聲音、動作與性格為題來創作，因而才和拜雅變的更熟。最後這首詩也成為主角萊拉在露天餐廳斷電時，在舞台上吟訟的詩歌。

兩位的演技都備受肯定，在詮釋你們的角色時，你們如何和導演合作？而這些角色又是否回頭改變了你們對於自己與社會的認識？

拜雅梅哈法（下稱拜）：萊拉導演很要求精準性，好如實呈現她所想展現的。我們每次開拍前都有大量的討論，但並不是為了修改腳本，而是思考如何將人物個性的轉變處理得更加圓滿與精準。每場戲我都會在劇本上列出我的個人相關經驗，好直接或間接地和角色的經驗產生連結，再透過和導演討論慢慢找到雛形。儘管如此，我們在拍攝前沒有太多彩排，因為導演認為當初選上我，就是因為我身上的活力，如果採排太多，太熟悉表演內容，可能會失去這些特質。雖然有人看完電影跟我說萊拉就是我自己，所以我不太需要演，但我其實背後付出非常多努力。

飾演萊拉一角對我的影響不大，因為我和他有很大的個性與家庭差異，反而是參與電影演出的經驗，對我在追求藝術上有不少影響。

馬：我不會像拜雅做這麼詳細的角色功課，我認為自發性的當下反應是最能幫助我呈現角色心境的。不過《推銷員》的導演班阿提雅在開拍前都有大量採排，例如開拍的前一個半月我們每天至少排戲八小時，讓演員熟悉環境與台詞。如果遇到外景，我們甚至會全體移師到外景地花兩週採排，因為導演認為這是讓演員最快進入狀態的方法。

《革命前夕的歌唱》呈現前任獨裁者班阿里政權對人民的壓迫，但中、英文維基百科對班阿里的記載，卻將其描述為一位施行了諸多開放政策的「開明專制」者。在現實生活中，你們的觀察又是如何？

拜：班阿里算是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獨裁政權的繼承者，但布爾吉巴在位時就已經推動許多重要的改革，例如他大幅提昇了女性地位，讓突尼西亞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個取消一夫多妻制的國家，也讓女人擁有離婚權，他也大幅提昇國民教育程度。而班阿里只是延續前人政策而已。雖說兩人都是獨裁者，一定有很多令人詬病的做為，但我們還是能在布爾吉巴身上找到正面之處，而班阿里則不曾提出好政策，他更不是個聰明人。如果大家覺得突尼西亞是一個較為開放先進的國家，並不是因為班阿里的關係，而是社會氛圍影響了在位者，突尼西亞社會受法國影響很大，和義大利關係也很親近，我們還有一個人口比阿拉伯人還多的非伊斯蘭教民族叫「柏柏人」（Berber），多重影響下，讓我們成為比較開放的回教國家。

馬：雖然從政治體系來看，突尼西亞被定義為阿拉伯國家，但我們真正成為其中一員也只是一世紀以前的事情。在此之前，我們屬於柏柏人的文化系統。但也因為這種文化背景，讓突尼西亞與波斯灣周遭真正的阿拉伯國家不同。如果說突尼西亞比其他回教國家開放，是因為過去的歷史文化影響，而不是這位獨裁者的改革。而所謂「開明」，通常是獨裁者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原則。實際上，只要他是獨裁者，他是不可能被稱作是「開明」的。我身邊也有在社運圈中比較活躍的朋友，在獨裁時期都被政府關照過，有的被判坐牢，或是在學業、工作上受到影響。在這樣的政權之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政權的壓迫，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權益，每天都受到當局的侵犯。

台灣也經歷過一段政治迫害，導致許多人民曾對政治避而遠之。在集權時期，突尼西亞大眾也會刻意迴避政治議題與活動嗎？

馬：在革命之前，人們避免惹禍上身，的確會迴避政治話題。其實班阿里上任的前三年，社會上瀰漫一股自由與政治多元發展的氛圍，新政黨紛紛成立，但1994、95年之後，局面急轉直下，到了2000年，談論政治幾乎變成一種犯罪行為。社會上形成了一種集體恐懼，害怕說錯話而觸怒當局，氣氛變得令人窒息，難以為繼。隨著革命成功，局勢的確有所改變。

但在革命六年過後，我們似乎正面臨了獨裁復辟的前兆，在兩年前一場民主選舉之中，國會過半席次被舊政權的政黨拿下，前朝政治人物重返政壇，除此之外，與其聯手的還有一些左翼政黨以及當初反班阿里的勢力，形成一個超現實的局勢，舊時代的腐敗政客依然掌握政府的核心權力位置與資金。

雖然我們可能面對獨裁復辟的危機，但和班阿里時期相比，社會的改變還是很大，現在的突尼西亞是一個相較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只突尼西亞的年輕人，其他族群的政治自覺、與參與公眾議題的活躍度都比以前好太多。因而假如獨裁政權真的要復辟，現在的情勢已經比以前複雜太多了。

可否請瑪吉談談這次《推銷員之戀》在台灣放映觀眾的反應。

馬：這次的海外放映經驗非常特別。片中設計了幾個幽默橋段，突尼西亞觀眾都能理解，歐洲觀眾也可以大致抓到，但在台灣並沒有這樣的反應，從不同國家觀察觀眾的反應，這是很有趣的文化差異，

我在映後談到革命對突尼西亞觀光業的衝擊，但我忘記自己身處一個距離突尼西亞太遙遠，因而對這個國家瞭解甚少的地方。而不論是《推銷員》或是拜雅的《革命》在歐洲放映時，百分之99的觀眾都知道這場革命，也瞭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我應該在座談一開始就稍微向觀眾歷史背景，讓大家瞭解《推銷員》的故事發生在革命過後一年，國家面對經濟危機以及社會對於革命影響的失望，為台灣與突尼西亞社會搭起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