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國際競賽」首獎得主《挪威年少時代》（Brothers）中文片名改為《奧斯陸少年有點煩》，本週正強勢在台灣藝術電影院線上映中。海報上的中文片名更是由本片導演阿絲洛霍姆（Aslaug Holm）親筆提字，筆畫之間透露一股童趣。

阿絲落霍姆不但是挪威的資深攝影師與紀錄片導演，他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將鏡頭對準了稚嫩的馬克斯與盧卡斯兩兄弟，一拍就是八年，記錄了兩兄弟從童年到青少年的轉變，片中有兄弟兩人日常歡笑與爭執，也有他們各自人生中的小小成就與挫折時刻。導演與小兒子盧卡斯的對話更是充滿人生哲理，聽著盧卡斯在旁白裡訴說小腦袋中對人生的複雜與早熟的思考，不但令人佩服，也可以隱約看到兄弟相處的關係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個性發展。在TIDF影展進行期間，阿絲落霍姆隨片訪台，《放映週報》曾和主辦單位合作，在《TIDF快報》第四期中刊出導演訪談，但礙於篇幅，只能先捨棄一部份精彩內容。趁著本片在台上映，我們特別將訪談全文摘要重新整理，和喜歡本片的觀眾分享。

《奧斯陸少年有點煩》記錄了您與兩位兒子的八年光陰，之後一定也會變成兩兄弟回憶童年的重要的依據。但本片將八年的光陰濃縮在110分鐘之內，您身為導演，對於哪些片段可以放入影片中，有很大的選擇權，在剪接時，您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

阿絲落霍姆（下稱「霍」）：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我是直到最近才開始思考，因為我的大兒子馬克斯最近跟我聊到他的童年回憶，他突然提到《奧司陸少年有點煩》裡面的幾個片段，他談論這些片段的方式，就好像在聊他自己的回憶一樣，當下我的感受很強烈。一方面來看，生而為人，我們應該過著和其他人一樣的生活，不被拍片這件事情干擾。另一方面，用攝影機拍下這些生命中的時刻，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我們因此確確實實地「記得」了一件事，這應該是美事一樁，這也讓我們在拍片時的責任格外重大，因為我們在為人生寫故事，我們決定「這個部分是我要記住的。」因此，你必須知道你要訴說什麼，以及為何而說。因此，我一直保持著謙卑的態度，這對創作者與說故事的人而言太重要了，你確實扮演著掌握記憶、傳承給下一代的人。

這麼大量的拍攝素材，您在剪輯時又如何挑選？

霍：剪輯的確有許多挑戰，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策略，那就是「在每個渺小的一刻裡，都應該隱含更大的意義。」就算我在剪輯時挑出的片段，只是日常生活的芝麻小事，我在這些小片段裡尋找的是一個普世的元素，當我的影片在台灣放映的時候，大家反應真的很棒，也讓我確信我真的抓住了這些舉世共通的人生經驗，這也是我在剪輯時的主要目標。

拍攝孩子的成長時，為何特別關注兄弟的關係？這又和姊妹的相處方式有何不同？

霍：這和我的家族經驗有關。我父親有七個兄弟，我在他們身上看見兄弟關係和睦與分裂的影響。我們每日在相處方式上的選擇都會促成關係變化。我也希望《奧斯陸少年有點煩》具有普世性，不平等的兄弟也像國與國之間的關係，Markus和Lukas除了是他們自己，也是全人類的縮影。如果我們想改變世界，唯有從理解個體，或者最小規模的兄弟關係開始。

我們和手足關係以及我們的長幼排序都會影響我們的人格長成。Markus和Lukas必須找到各自的位置，同時又要放在一起才完整齊全。至於兄弟和姊妹的差異，我有兩個姊妹，我觀察到，兄弟相處更常出現肢體的競爭。

您的兩位小孩在鏡頭前面很自然，就像是和母親聊天一樣，您如何拿捏攝影機與被攝者的關係？你認為他們又是否會因為攝影機的存在而改變行為？

霍：拍攝的時候，我永遠保持著我本來的角色。以這部片來說我就是母親，因此，孩子們是在跟鏡頭後的媽媽說話，才能在鏡頭前面這麼自然。這也是我拍片的準則，我是一個拿著攝影機的個體，不可能扮演牆上的蒼蠅，我會以自己的身份參與眼前的狀況。加上我也不希望拍出一部親子教材，我是一個好奇開明的創作者。因此，我的拍攝工作中包含了不同層次的工作方式，我同時扮演了母親與創作者兩個角色。而我的孩子也因此獲得很大的自由，他們在鏡頭前不會覺得自己被評判。但如果我今天完全是母親的角色，免不了隨時介入他們的事情，那我就拍不到他們對所有事情的反應了，而小孩們也習慣他們的母親擔任攝影師，這也是他們在鏡頭前能這麼自然的原因。

除此之外，從一開始拍片大約盧卡斯五歲時，我和他每一年都會有一次深入的談心，我們聊人生感想，也聊其他種種事情。若不是因為這部片，我們可能不會有這些哲學、開明的對話。我不認為攝影機改變了他們和我的關係，但我認為因為攝影機的關係，我扮演媽媽的方式不同了，我對發生在孩子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變的比較開明，不會那麼急著介入，我也因為拍攝這部影片參與了他們更多的人生時刻而更瞭解我的孩子們。我覺得他們也能感受到。

另一方面，當您在近距離拍攝孩子時，如何決定什麼時刻該放下攝影機？

霍：當我開始這個拍攝計畫，我的初衷只是想把這些美好的時刻，用我的膠卷攝影機拍下來而已。等我真的拿著攝影機跟者孩子走進世界裡，的確比當初想像來的有挑戰性多了，遇上麻煩時的確又更困難了（笑）。例如當初在學校課堂裡拍攝時，小兒子盧卡斯對老師賭氣逃學，突然間，我自己也被拉進故事裡了。而且還是個兩難的處境：一開始，當這些情況發生時，我的確覺這是拍不了的——我是母親，不是攝影師，我自己應該要在場。所以我好幾次放下了攝影機。後來我自忖：如果你真的要拍下去，不能每次遇到麻煩就放下攝影機，因此，我後來開始把這些處境也拍下來，也拍下我身兼拍攝者與母親的兩難。

身為一個電影創作者，你要尋找你的角色經歷的困難，同時，你也要尊重他們。例如，當馬克斯與盧卡斯吵架，弟弟難過的在廚房裡發脾氣，我當時拿著攝影機問他「你可以告訴媽媽你為什麼這麼生氣嗎？」他回我「如果你拿著攝影機，我就不想跟你說。」那一刻對他很重要，他有煩惱想要傾訴，而人生永遠大於電影，因而，我必須放下攝影機。也因此，我們也才有機會溝通我拍攝的目的，好好向他解釋我為什麼要拍他們，我又想要怎麼做。所以，每當我認為此時的人生重要性大過拍片時，我便會放下攝影機。

本片的音樂也傳達出一種與影片很契合的普世情感，可否談談本片配樂？

霍：本片的配樂John Erik Kaada從一開始就參與了漫長的拍攝過程，我們在拍攝過程的各個不同階段中也有多討論。我認為他很瞭解我在追尋什麼，他的配樂手法也非常詩意，透過配樂，他也把自己的觀點放進了電影之中。因此，除了我之外，他也是為這部紀錄片定調的關鍵人物。除此之外，泰倫馬力克《生命樹》中的一段音樂也給我很多啟發，我也把他放到電影的前半段中。

（劇照提供：安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