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拔兩千多公尺盛產蜜桃的泰雅族鄉土，群山繚繞的環山部落裡，三個小男孩瓦旦、晨皓、林山充滿活力地四處奔跑玩耍，也同時懷著種種成長的困惑，在學校、家庭、大人們身上尋找答案。多年前出過車禍、從此不再開口唱歌的美麗老師拉娃（黃瀞怡飾），在部落裡開了課輔班，讓孩子們在課後有了一個家庭之外的出口與依託；而三位男孩的家裡，也各自因父母的婚姻、失意酗酒的父親而面臨不同挑戰。在環山部落，人們總是有著無限的活力、創意、與歡笑，然而面對挫折，也需要孩童般的純真眼光，才能重新帶來生活的勇氣與希望……。

「原住民女導演」的標籤

《只要我長大》是泰雅族導演陳潔瑤（Laha Mebo）繼上一部尋訪歷史根源的作品《不一樣的月光》後，以孩童視角觀照部落的清新成長之作。

談起電影中的原住民，腦中往往浮現出各種刻板印象與政治正確的擔憂。春節期間《大尾鱸鰻2》中對於蘭嶼達悟族抗議核廢料場景的醜化與否、《賽德克．巴萊》究竟是否「正確」地呈現、《太陽的孩子》由鄭有傑與原住民導演勒嘎．舒米合拍，因而有了看似比較正確的立場。

陳潔瑤看起來有點像是從《太陽的孩子》中走出來的女主角，擔任電視台製作人、一身爽快俐落，在都市中隻身工作生活。我問陳潔瑤，會不喜歡別人總是稱呼妳為「原住民女導演」嗎？陳潔瑤說，她自己也是電視台媒體出身，知道下標題一定要這樣，她不會不喜歡「原住民導演」的稱呼，因為「原住民拍電影的導演真的很少」；平常不論在國外或部落，都習慣說自己是Laha，但母語、漢名我兩個名字對她來說都有意義，也不是正名之後就代表什麼。倒是被稱呼為「女導演」時感覺比較怪，似乎是個「女生也可以」的概念，「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大家都有能力做到。」陳潔瑤說。

陳潔瑤1975年生於宜蘭南澳，大學時開始在世新大學學習電影拍攝，跟導演林書宇、馬耀比吼成為同學。「我從小沒有在部落長大，因為父親在台中當警察，媽媽是老師，我從小住在都市，大學時才來到台北。大學時念世新電影組，當時用的相機還是我爸爸的。在創作上，我不算有被啟發過，但也因為這樣沒有很大的包袱。」

陳潔瑤說，原本覺得一定要念國立大學，大一時原本打算去重考。幾個月後，因為看了金馬影展，後來跟著法籍智利導演拍攝《影子喜劇》，從頭開始用英文打板，開始覺得拍電影是件有趣的事。「我記得小時候，爸爸有8厘米攝影機，會拍我們運動會、家庭聚會的畫面，看電影時就是在倉庫找一面白牆投影，還要手動放映，那應該是我對電影最早的接觸。」

「第一次跟片時是大二，一位法籍智利的導演羅爾路易茲（Raoul Ruiz） 來台灣拍片，男主角是戴立忍，片名叫《影子喜劇》，講一群鬼魂不知道自己死掉了，還想要拍一部電影。當時的劇本都是當天翻譯好傳真過來，老師叫我們去應徵演員，實際上是想要跟片，當時在金寶山拍攝，我記得那個導演非常沉穩，他拍片時會一邊喝著紅酒、在角落走來走去想事情。但那部電影最後沒有剪出來。」

30歲後才有原住民朋友

從小一直在都市求學，甚至是同學覺得功課很好的那種乖乖牌，陳潔瑤的身分認同過程反而是在30歲進入原民台後才發生。「我30歲之前根本沒有什麼原住民朋友，是到了原住民電視台後才交到原住民朋友，開始接觸其他的族群。我們的部落還是比較漢化，我們沒有豐年祭，只有在殺豬，結婚時才有一點回到傳統的感覺。」

2011年《不一樣的月光》一方面完成了尋根過程，也找回了對土地的親密感受。她說，有朋友看完之後，告訴她她理解了原住民與土地之間的緊密關係：「《不一樣的月光》裡，阿公爬了那麼長一段路，回到自己的老部落，表現他跟土地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是很柔性的土地宣言。原住民跟土地真的很親密，我們每次去一個部落，長輩都叫我們要種東西，我後來漸漸了解為什麼，因為植物是活的，表示你真的有來過。」

拍完《不一樣的月光》後，陳潔瑤拍攝了壹電視的短片《小獵人》，覺得可以擴大成劇情片，也想嘗試不同類型，「因為小朋友沒有那麼多的包袱，童言無忌，但你看到他們的悲傷，會更容易被打動。我希望呈現方式可以輕鬆一點，但又可以探討部落的問題，給大家看到原住民真實的狀況。」

選擇以孩童的視角呈現，關鍵在於找到好的演員。陳潔瑤說，一開始找演員的時候壓力很大，因為如果演員小朋友找得不好，再好的故事都沒有用。陳潔瑤與劇組花了快三個月時間，舉辦海選與試鏡，從環山部落、宜蘭及台中10多所小學500多個小朋友中一一試鏡，再舉辦三天兩夜的戲劇營，測試他們對於團體生活的適應能力與抗壓力，最終選出陳宇、林晨皓、吳瀚業三位小童星擔任劇中主角。「拍片必須離家一個月，有些小朋友可能會想家，這三個小朋友經過很嚴格的考驗。」

陳潔瑤說，將部落的小孩帶出來讓她感到責任重大，在拍攝現場還找了專人來照顧小演員們，幫他們做好心理建設，「我在拍片時都覺得自己很像在當媽媽或是開課輔班，小孩之間聚在一起會產生很多問題，因為希望他們好，但又不能對他們太兇。」而小朋友們受到肯定，她覺得非常高興。「他們很能夠勝任這樣的角色，幾個小朋友真的很聰明，我雖然在分鏡上盡量順著他們，但其實他們都知道那些話要講到，有些笑點也是他們自己發揮的，我幾乎是用拍專業演員的方法在拍他們。」

在開拍前，陳潔瑤花了相當多心思帶領他們，例如把他們丟到捷運站前，大喊「幫助原住民小朋友！」訓練膽量，也大量排演劇情之外的各種狀況，做好情緒連接與劇情建構，讓演技的厚度增加。陳潔瑤說：「小朋友很有想像力，他們後來也知道我要什麼。」

影片從孩童的視角帶出部落中的各種議題，將生命中的挫折轉化成溫暖的相互理解與包容，「我覺得不要一直去看自己挫折的部分。有些人說這裡面還是有一些刻板印象，但這是事實，不能不講，差別在於你要怎麼表達。比如酗酒，不管是不是原住民，酗酒的問題都一樣，而且原住民其實很勤勞，也只有在節慶時才會喝酒，酒都是從公賣局來的，說到底還是外面的影響。」

本片除了三位可愛活潑的小演員，也找來有趣陣容演出，包括Boxing樂團柯曉龍、康康、盧廣仲、豆花妹、放客兄弟樂團成員石大麵，共同完成這部可愛又溫馨的電影。

不停止的尋根之旅

此外，陳潔瑤導演目前正在進行首部記錄長片的剪輯，是繼《不一樣的月光》往故鄉尋根後，鏡頭轉向位於澳洲東北邊、斐濟附近的新喀里多尼亞島，向外探索原住民的後殖民情境與認同過程。「我這幾年在拍南太平洋的原住民，新喀里多尼亞島也是南太平洋島上唯一的一個工業化城市。它是法國的海外屬地，當地的人種是卡奈克人，大概佔總人口的一半，他們也有都市原住民的問題，很多問題跟台灣非常相像，他們無法獨立，那種失落的感覺是台灣的放大版。」

因為紀錄片拍攝原住民藝術家駐村創作去到那裡，進而與當地結下深刻緣分，陳潔瑤去年帶舒米恩等台灣原住民音樂人去做音樂旅行，希望連結兩地的原住民，比較一些異同。陳潔瑤說，當地每個人都會玩樂器，雷鬼音樂非常豐富。「我覺得世界很大，你之前不認識他們，但產生了連結之後，會覺得兩邊的問題有相似之處。」

去年開始，陳潔瑤也拍攝年新喀里多尼亞人在巴黎留學、生活的點滴，年輕一代去巴黎念大學，他們的感覺、認同是什麼？年輕人如果選擇離開島嶼，住在巴黎，又是為了什麼原因？」

除此之外，陳潔瑤也積極嘗試跨領域，與各國藝術家合作，表現原住民年輕人活在當下的處境與對過往傳統的渴望。「我希望表現我的身分，跨領域藝術我覺得都可以去嘗試。」陳潔瑤一面說藝術家都好厲害，創作論述看起來都很棒，她在結束《只要我長大》宣傳行程後，也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創作論述要怎麼寫，但話鋒一轉，她又俏皮地笑說，「沒有什麼失敗不失敗，因為很多藝術作品其實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