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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2015-12-16 | 影展快遞 |
90後演員董子健:「我有一個老靈魂」
文 / 曾芷筠

董子健1993年生,外型活脫脫是不分年齡族群都會喜歡的「小鮮肉」,用賈樟柯的話來說,就是「真的是下一代的形象,他臉上皮膚之細膩精緻,就好像是培育出來的。」或許是因為這樣,董子健飾演的張到樂在《山河故人》中說自己是「試管嬰兒」。

董子健今年憑《德蘭》入圍金馬獎最佳男主角而來台,在此之前,他在台灣南部拍攝藤井樹的最新作品《六弄咖啡館》。更早,2013年的《青春派》讓董子健初試啼聲就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除了演戲,他也做投資,去年與朋友合開電影公司「三樂」,擔任聯合出品的《捉妖記》叫好又叫座,成為史上首部票房超過20億人民幣的華語電影;身兼出品人與男主角的《少年巴比倫》亦入圍最佳新導演(相國強)。不過雖然喜歡演戲和投資,董子健最想當的還是導演。

圖:《山河故人》劇照

有著良好背景,母親是演藝圈經紀人王京花,從小董子健的家裡就有很多高質量的影碟,因此看過許多經典作品;高中讀書時期,他說自己「很悶,不愛說話也不愛跟人交流,學習也沒那麼好」,卻喜歡自己一人去路邊攤買光碟,毫不挑食地一整落抱回家,一片一片看,碰到喜歡的就放在一堆,不喜歡的就快轉,疊在另一邊,庫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侯麥(Éric Rohmer)、札維多藍(Xavier Dolan)都是影響他最深的心頭愛。

會成為演員,是因為《青春派》,也是一連串偶然的機緣巧合的結果。董子健當時因為車禍,在健身房做康復訓練,事後在餐廳遇到劉杰,劉杰便問他:「有沒有興趣拍電影?」董子健一口答應,演了《青春派》後,演員也成為他喜歡的職業。

作為處女作,《青春派》畢竟有本色成分,也是演生活中熟悉的情境。演完《青春派》後,董子健到美國念書,前後待了一年多,學語言、聽哲學,但還是最鍾情電影,論文甚至寫了中美政治對兩國電影表現的影響。回國一年以來,董子健開了公司,連續推出《少年班》、《山河故人》、《德蘭》、《少年巴比倫》,可謂青春華麗至極。

而無論是《山河故人》中移民到澳大利亞、只會說英語的張到樂,《德蘭》中隨藏族女人深入雲南山區、黝黑瘦小的公家單位信貸員,還是《少年巴比倫》中隨時代潮流起伏卻滿腔青春熱血的1980年代工廠男孩路小路,董子健都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精彩面貌,也穿梭於不同題材類型之間而顯得駕馭自如。

可別以為身兼多種身分的董子健會滿口表演方法論或生意經,他說起話來有種輕盈的戲謔,像是用孩子般的新奇眼光,卻對周遭變化隨遇而安。畢竟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開心地做一件喜歡的事更重要了。以下是與董子健的訪談摘要。

談談你的表演方法與習慣?你在演《德蘭》時先去雲南待了一個月體驗生活,體驗到了什麼?

董:我認為首先要理解那個時代。演員不是演技,演的是一種認識,以及你所認識的歷史。以《德蘭》來說,我是先去感受對這個角色的認識,再把自己變成那個人,去活在那樣的情境裡。老電影、老藝術家總會有拍攝前體驗生活、模仿人物的訓練,現在拍電影少有體驗生活,但因為要說雲南話,又要變瘦、變黑,我必須提前做準備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拍戲時,我多半不太說話,會自己找一個角落靜下來,這段時間裡我就會覺得我是那個角色。

《德蘭》比較困難的是,要演從來不認識的人、沒有生活過的年代,所以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也因為對表演開始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不能再用最原始的本色或下意識的反應。住在那裡一個月期間,我學雲南話、觀察人們的動作習慣、幫他們幹農活、帶孩子,吃一樣的東西,住一樣的房子,每天跟著他們上山,真正把自己生活在那裡。

圖:《德蘭》劇照

演《德蘭》也是個特別簡單的過程。劉杰只問我:願不願意演一個雲南農村人,而且是80年代的故事?我說好,就去了。如果我相信一個導演,聊太多故事內容也沒太大意義,我只要做好我的工作。《德蘭》基本上沒有劇本,只有幾頁大綱,劇本就在導演的腦袋。我很享受跟導演、團隊合作拍攝的感覺,因為相信可以一起玩出一個有意思的電影。我希望我做我喜歡的事情,只要愛電影的人在一起。

用什麼特別的方法充實生活經驗和演技?

董:平常我喜歡旅遊和老東西,到外地城市我會去看一些古董和小玩意,拍照時我喜歡拍人的狀態,發現每個地區、城市,人的表情和生活狀態是不同的,也會從中讀到不同的故事。

我喜歡老東西,也是因為其中的故事。我覺得歷史會重演,但重演時會有些差異,作為演員也應該這樣,去了解更多東西。比如《少年巴比倫》講的是上個世紀末工廠的衰落,如果我沒有讀過中國現代史、理解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是無法詮釋這個角色的。演員必須認識很多東西,藝術又是包羅萬象,真的是學無止境,還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我以前喜歡比較酷的東西,但現在很喜歡新老結合的東西。我喜歡聽老歌、看老電影、喜歡老物件,覺得自己有一個老靈魂,但我接受度很高,也會喜歡新鮮、沒接觸過的東西。

圖:《少年巴比倫》劇照

不同的導演可能有不同要求,比如賈樟柯和劉杰,與不同人合作對你的表演呈現會有什麼差別嗎?

董:現在大家都是偏自然的演戲方式,我覺得不管跟哪個導演合作,發揮空間都很大,對我來說沒什麼不同,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劉杰導演蠻會調整表演的,他雖然很自由,還是會給你一個框框,重要的不是演得多麼精湛,而是情緒對不對,情感能不能打動別人?劉杰對劇本要求非常高,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是表演方面的東西,他習慣用非專業演員,他調戲的過程很精采,對戲的理解、對演員的把握會針對每個人有不同的方式。

我想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和擅長,因為我的目標不是單純做演員,所以我會從各方面跟他們學習,包括做人處事、拍攝手法、寫劇本等方面。比如賈樟柯導演,他跟團隊合作已經有二十年,因此今年他帶所有工作人員參加坎城影展,我覺得非常敬佩,這點非常值得學習。

對做演員這件事有什麼想像或企圖?

董:我對演技沒有什麼企圖,對自己也沒有太多期待,只是做我喜歡的事情。如果要有企圖心,我可能會覺得很無聊,只要做每件事都很開心這就夠了。我希望我是一個簡單的演員,沒有太多雜心。

我喜歡拍戲時跟不同的人交流,從他們身上,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一個場務、一個道具,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故事,從看劇本、讀劇本、對角色開始有認識和塑造,這個過程都很有意思,編劇寫了人物是第一層創作,演員是二度創作,剪接又是第三次的創作,演戲就是對劇本的二度創作。

通常我會在心裡給角色畫一個圖像,塑造他們的性格、情緒反應、過去發生過的事、處理事情的態度,這些全都在我心裡。當我進入現場,也會去感受環境帶給我的情緒變化,但演員首先必須成為這個角色,活在鏡頭前面。我認為自己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您對電影事業的投資抱持怎樣的態度?

董:我的公司投資電影,包括《少年巴比倫》、在台灣拍的《六弄咖啡館》,也投資綜藝節目。我首先是一個創作者,開電影公司的目的不是為了賺到錢或拍大片,而是對作品的品質有要求,不會考慮太多票房、市場的問題,我希望我做的片子都是有質量的好電影,好電影是要讓大家分享的。

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對你有什麼刺激?前後有什麼差別?

董:我在美國沒有學有關電影藝術的東西,先學了半年的語言,選修宗教、哲學的課程。學習過程中,我發現自己還是離不開電影,論文寫的是政治與電影,也寫過比利懷特(Billy Wilder)的哲學思考。

現在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的是表演,會透過動物、人物模擬,還有傳統京戲的聲台形表,我覺得挺有趣的。每個課裡都會學到不同的知識,也會跟不同的人一起演戲,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挺挑戰的。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思考,而且一個人每一秒的思考可能都不一樣,我覺得這是人最精彩的地方。

您若當導演,會想拍哪些題材?目前有計畫或創作嗎?

董:我現在也在寫些東西,腦子裡有很多構思,有關於殺人魔的犯罪電影,也找編劇團隊做關於老年人的題材,但我沒有很著急。演員或許是我的敲門磚,我最終想當的是導演,但是現在演員也是我喜歡的職業。

想對台灣觀眾說什麼?

董:華語電影目前處於成長時期,大家應該互相幫助,一起成長,也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電影。

 

(封面圖片攝影/賴彥茹,好好電影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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