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即曾受「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之邀來台播映其短片作品《妖嬌大兵》（Draft Day）並參加第一屆酷兒電影工作坊（Taiwan International Queer Production Workshop，簡稱TIQPW）的韓裔美籍導演金俊杓（Josh Kim），今年再度帶著第一部長片《役男忘》（How to Win at Checkers (Every Time)）來台，在台北與台中開幕場與觀眾進行座談。

延續著《妖》中對泰國社會兵役與性別問題的關注，《役》巧妙的將同志身分、家庭情感、兵役、階級問題結合在一起，講述了一個集客觀仔細的社會批判及動人的兄弟情感於一身的故事，使其在柏林影展、香港國際電影節、多倫多同志影展、舊金山同志影展等重要影展得到佳評，更受到泰國官方的重視，獲選為今年參與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競選的代表。由此可見，除了將本片放置在酷兒或同志電影的傳統類型片脈絡來檢視，探討「酷兒」這個概念如何乘載其他藝術目的以外，我們也必須看到其背後象徵的泰國電影生態從本土到跨國的轉變。

《放映週報》本次訪問金導演，以他亞裔美籍（Asian American）的身分出發，討論其跨國電影製作的途徑，並試圖將此背景與電影的美學作出連結，試圖引導出本片蘊藏的諸多潛能。

您如何看待自己被邀請參加「國際酷兒影展」中的「亞洲之窗」單元？這個邀請與您參與的其他大型電影節有什麼不同？您在這個影展中又有什麼與觀眾或其他影人獨特的互動經驗？

金：其實我真的很享受這次的參與經驗，和其他不管或大或小的電影節相比，我覺得我更喜歡「酷兒」的影展。觀眾比較投入，而且參與者也比較有趣。而且，酷兒影展也和其他大型影展一樣，同時有比較藝術的電影單元，也有比較商業的，所以參與這樣的影展非常幸運。我去年也有參加影展的工作坊，參與者都非常棒，都是學生電影工作者，其中還有一部是關於同志按摩的，很有意思。（編按：應為去年入圍「台灣酷兒獎」的學生參賽作品，陳彥宏、陳壕導演的《青親》（The Younger））。有的時候，大型的影展比較容易讓人迷失，小型的才好聚焦、享受。

《役男忘》各個層面上都非常「泰國」，但製作層面上仍與「亞美」脈絡息息相關。您如何看待近來亞裔美籍創作者（編按：如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低地的風信子》（The Lowland）或尾關露絲的《時光的彼岸》（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逐漸離開美國國內的族裔政治，並將焦點轉向亞洲「返鄉」工作？換句話說，為什麼您選擇拍攝一部「亞洲」電影，而不是「亞美」電影呢？

金：返鄉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得到比較嶄新的視野。傳統的亞美電影有其包袱，必須專注在身分歧視等等。但我可以選擇離開這個包袱，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所觀察到的事物作為主題，而這些事物很可能平常是被人們所習以為常而遺忘的。我以前曾經在巴黎讀過書，我花了好多時間學習法文、義大利文，甚至有段時間法文比韓文還要流利。我問我自己：「為什麼我要花這麼多精力學一個不比韓文對我還要有意義的語言呢？」所以我才將視野轉回亞洲。

您的語言天分確實讓人非常佩服（笑）。先前的媒體訪談與報導中，大部分皆強調您電影中的客觀性來自於您的外國人身分。然而，您其實早已學習泰文兩年，而您與當地的電影製作脈絡也相當熟稔，工作團隊大部分更都是泰國人員。請問，您是怎麼跨越國界，打造這樣的人際網絡呢？

金：我三年前就先搬到泰國了。我剛搬過去的時候，大家都有種「這誰啊？突然跑來說要拍電影？」的感覺（笑），而且許多人本來就讀過本片的原著（編按：泰裔美籍作家Rattawut Lapcharoensap的暢銷書《觀光》（Sightseeing）中的短篇故事〈在親愛咖啡〉（At the Café Lovely）與〈抽籤日〉（Draft Day）），甚至有兩位泰國導演早就想拍，只不過我先搶到版權。我花了六個月密集地學泰文，到了至少可以讀跟寫的程度，不過這還不夠。一直到我拍了紀錄片《妖嬌大兵》，其他人才相信我可以把這部電影拍好。我以前從來沒抽過泰國的兵役籤，所以作為編劇，我必須去現場觀摩，才能把劇本寫好。其實拍攝那部紀錄片是很困難的，你必須得到軍方的同意才可以在現場拍攝，有很多泰國影人都問我，「你是怎麼辦到的？」拍完這部正向的紀錄片，向社會呈現軍中的真實以後，拍攝軍方也變得容易一點，你在《役》中看到的全部都是真的軍人。

泰國英文報紙《國民報》（The Nation）的影評中，有這樣的陳述：「當東南亞電影工作者們正在尋求同時在國內與海外都得到迴響的敘事方式時，多國合作（multinational collaboration）在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中標誌了一條可追尋的道路。」請問，您怎麼看待這樣的陳述？對於泰國的本地工作者，是否仍有許多障礙？國族主義是否在此是一個絆腳石？

金：我覺得很幸運，我有來自香港跟印尼的製片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當我們到柏林的時候，我們有意想不到的大量業務。有美國和香港的人員與我們接洽，所以24小時我們的團隊都要有人盯著電子郵件，讓專業的商務人員處理。因為有他們，我才可以專注在電影本身。我的作曲家是西班牙人，我們使用Youtube和Dropbox聯絡業務，而我從來沒跟他碰過面。科技跟全球化的發展讓我不必一定要找一個泰國作曲家，我其實可以聘用任何人。當然，他們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這只是其中一種工作模式，不管是由國家資助的製作，或是這種跨國製作，都是很好的方法。另外，因為好萊塢常常到泰國拍片，像是《醉後大丈夫》（The Hangover），所以泰國當地的攝影劇組其實非常專業，很多都是直接受到好萊塢的訓練，他們能拍出的作品很多都比我這輩子能拍出的還要專業。總之，這種跨國合作與意見交流可以發生，是非常棒的。

這是一部改編自泰裔美籍作家作品的電影。不過，您不只是單純將英文的文本化為影像故事，而是花了許多時間補充泰國當地的文化與政治脈絡，並且以獨特的視覺意象來「翻譯」這部作品。您可以說說這個翻譯的過程嗎？

金：我一開始會選擇改編這部作品，就是因為作品本身的視覺性很強。一邊讀，就覺得好像看到一部電影。基本上，我去泰國是重新發現這些事物，當然也加了很多新的發現。有時候，小說中的情節跟泰國現實社會有些不同，像是在書中，跨性別少女凱蒂（Kitty）有參與兵役抽籤，但藉由拍攝紀錄片，我發現這不再發生了。他們必須登記，但不必抽籤。我其實對於軍方如此善意地對待這些女孩感到非常驚訝。我訪問過一個軍官，他說：「我們看待她們就好像看待我們的親妹妹一樣。如果我親妹妹來，想被怎麼對待，我們就會那樣對待她們。」

《役男忘》的跨國製作確實打破西方學界想像的一種本質化、異國風情的「亞洲電影」。同時，做為一部被官定代表泰國角逐奧斯卡的電影，本片也處於非常國族的框架中。這與今年中國的《狼圖騰》（Wolf Totem）造成的爭議有相似之處（編按：《狼》的導演為法國人，但卻被中國政府選為奧斯卡外語片代表，引起中國影迷與電影工作者質疑）。您是否在泰國有感受到類似的排斥？或者您主要是被祝賀居多？

金：我其實很驚訝被選為代表。當我們在泰國首映時，我很緊張，因為在泰國境外，人們不會泰文，他們無法得知一些片中的細節，但是泰國的觀眾可能會因此比較有批判力。但是評論出來的時候，都是「年度最佳泰國片」、「比多數泰國片還泰國」。就我所知，大家雖然驚訝，但也都早就知道這部片會被選為代表。這件事說明了，這部片不見得是「年度最棒的泰國片」，而是能夠在國際最有能見度的泰國片，這大概是那些選擇的人心中所想的。我猜想可能有一兩個人說過「這個人是誰啊？」，但評論們馬上對此作出回應，甚至有泰國導演說「這部片確實該做為代表」，我對這點也很驚訝。我在網路上讀過一段話，「不管什麼片子被選為代表，一定會有人抗議的。」不管怎麼說，我都很感謝泰國官方選擇這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