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對於柏林影展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劇情片的映演與產業交流，我們比較不熟悉的是，柏林影展其實也持續關注紀錄片發展，包括在觀摩單元「電影大觀」下分「紀錄片大觀」（Panorama Dokumente）子單元，片量也占了該單元的四分之一，其他觀摩單元諸如「世代觀點」、「電影論壇」之中也都包括多部紀錄片作品。在產業方面，柏林影展的「歐洲電影市場展」自2009年開始也和「歐洲紀錄片網絡」（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合作每年於市場展中設立「Meet the Docs」主題館，以群體戰的方式為作品媒合製作或發行公司。

柏林影展也不忘給予紀錄片新秀創作上的支持，「柏林新銳營」（Berlinale Talents）也在一般培訓課程之外設立了「紀錄片工作站 Doc Station」，邀請正在籌拍第一部或第二部紀錄長片的電影工作者前往柏林接受為期一週的工作坊培訓，並且為入選的創作者舉辦企劃發表會。今年，台灣紀錄片新秀黃胤毓以拍攝琉球台灣移民離散史的專案《狂山之海》入選了這個工作坊，也因為這個機會，讓他的拍攝計畫更進一步入選了「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eel）的提案會。而《放映週報》也有幸在Doc Station的發表會結束不久，就在柏林訪問了這位年輕導演，請他談談這次參加這次培訓的經驗。

在此之前，我們可以先看看Doc Station發表會特別的進行方式，活動主持人 Sirkka Moller 不但是本活動的主辦人，也是「紀錄片大觀」的選片人，她在開始前就向與會者強調「這個場合不是『提案會』（Pitching）。」Doc Station並不喜歡的一般業界常見的提案會形式，認為它對提案者帶來許多不必要的壓力，因此，這裡進行的方式更像一個分享會，由於入選的影片都在發展或是拍攝的階段，因此會中不放映片花，而是由參與的導演分批輪番上台，搭配幾張自己的劇照向台下聽眾分享拍攝計畫。在每個人的分享結束之後，主持人則和他們簡單多聊幾個和拍片計畫相關的問題，「我們希望將焦點放在影片背後的工作者。」Sirkka Moller向我們解釋。

訪談進行中，黃胤毓導演先問我對於 Doc Station 發表會進行方式的印象如何。但關於類似的活動，我僅參加過在台灣舉行的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只能先與其相較。CCDF以國際常見的提案簡報方式進行，一旦遇到提案技巧好並且有精彩片花的影片計畫往往讓大家印象深刻。而 Doc Station 僅以口頭描述為主，似乎比較難給台下參與者同樣強烈的衝擊，但這樣的方式又讓電影工作者多了闡述創作概念的空間，對於常識以獨特視角或美學概念進行拍攝的導演而言，卻又是比較有利的呈現方式。

黃胤毓進一步解釋了Doc Station這樣進行背後的用意，對於經過一週工作坊密集討論過程的他而言，Sirkka Moller口中的「將焦點放在工作者」有著更切身的意義。也曾參加過提案會的他解釋了提案會和Doc Station的差別，一般的提案會將焦點放在每一個拍片計畫，而提案會前的工作坊則將焦點放在提案技巧，從講稿、投影片、到片花的設計方式，盡可能的將企劃包裝成吸引買家的商品，但風險是當進入評審提問的階段，提案者被問到腳本以外的問題，若對於自己進行中的拍片計畫還沒有透徹的想法，便很容易被問倒。而這也是我在觀察CCDF提案過程之中不時看到的情形。

而正如Doc Station在計畫介紹的文字當中所強調的，他們的宗旨「不在幫助創作者找到製片人或是創作基金，也不是給予他們在製片規劃上的建議或媒合」。「Doc Station關注的是創作者的想法」黃胤毓說。這裡著眼於協助有潛力的紀錄片工作者進一步發展他們的拍片計畫，將構想梳理的更縝密透徹，讓他們能夠帶著更清楚的方向回到拍攝現場。主辦人Sirkka Moller曾經告訴今年的學員，身兼影展選片人的她每年要看超過600部紀錄片，最後僅會從中挑選出10多部進入柏林影展，在看片的過程中，她常常覺得許多影片有著很好的題材、人物、故事，但導演卻沒能把手上的題材處理清楚。她認為如果要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導演在拍片之前，應該要更清楚拍攝的目標。而黃胤毓與《玉米田殺人事件》（Revision）製片Merle Kroger面談時，這位身兼作家的製片也強調拍攝前的準備，因為他認為當拍攝團隊帶著攝影機進去現場時，就形成了干擾，所以拍攝者必須很清楚自己的目的，才有權力打開攝影機，否則只是一個攪局者。

黃胤毓說這樣的精準度和這些紀錄片的前期綱要（treatment）密切相關，拍片者透過treatment整理影片的敘事方向，不過它當然不是劇本，在拍攝現場事件也不會照預想的發生，但是，整理treatment的過程就像畫家在開始作畫前所做的草稿與練習，如果沒有這個打底的過程，只是單純在現場等待事件進行拍攝，等進到剪輯台上才開始整理影片的敘事時，很多素材可能都因為現場的應變不及，使拍攝品質受到影響，也可惜了這些素材，或是拉低了最後的成果層次。但這樣的創作方式，和亞洲紀錄片所習慣或強調的「蹲點」拍攝方式不太相同，黃胤毓不諱言他也在調整和嘗試的過程之中。

因為重視拍攝背後的思維，Doc Station十分強調treatment的寫作，透過以文字整理思緒「在拍攝之前，你的腦中就擁有這部片了，事情如何發生，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有一個清楚的角度、觀點，對他們而言很重要。」因而，這個工作坊給紀錄片導演的協助，便是把他們的拍攝計畫攤開來，檢視裡面每一處不足或是模糊之處，讓創作者把方向想的更清楚，在工作坊的第二天到發表會之間，他們每一天就在小房間中和不同的導師進行密集的面談，鉅細靡遺地討論每一個細節。透過這樣的討論，讓每一個學員都釐清自己的拍攝方向，因而，在最後的發表會上，他們並不是透過事先寫好的講稿來呈現自己的拍片計畫，而是在清楚知道自己方向的狀態下，坐在台上侃侃而談自己的影片。

雖然Doc Station的發表方式和一般的提案會非常不同，但是這種企劃發展的訓練，也可以幫助創作者日後參加提案會時的表現，正如黃胤毓告訴我的「當一個Project在你腦中已經可以寫成文字的時候，代表它已經落地了。」當提案者已經清楚知道自己的拍攝的目標，在提案會上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清楚的回答而不會亂了陣腳，「我今天來之前還是模模糊糊的，經過一週的發展和討論之後，在最後呈現自己的拍片計畫的時候，不論遇到什麼干擾或問題，都可以回答。而之後再進到其他的提案大會，都能夠更從容的面對，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而參與提案會對於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又是另一個辛苦的長征，支持紀錄片拍攝的資源多半集中在歐美先進國家，但是每一次橫跨半個地球的長征對於紀錄片創作者而言，都是以龐大的金錢與時間所做的賭注，我國近年雖然亟欲於國際上推廣台灣紀錄片，但目前對於這方面的支持似乎還沒有建立完善的補助方案，這可能又是另一個需要持續追蹤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