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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觀點】 你看，波希米亞人的劇幕開啟了─我看鴻鴻《台北波希米亞》
文 / 蕭義玲
從「台北波希米亞」到「宇宙波希米亞」
台北波西米亞人，那是一群在台北演出小劇場的人，也是一群努力尋求自我定義、自我完成，以及想要找家的人。然而，那份對「家」的渴盼，似乎難以得到現實中家人的認同，以致於，現實的家反而將他們推出。
於是，波西米亞人的生活史，以劇場人的形式活在一次次的演出中，竟似是一頁頁尋找家的流浪史。
家是認同。但在片中，我們看到這份認同是得之不易的，一個劇場順利演出所需要的：經濟來源、觀眾、場地、演員……皆是不穩定的，在幕起幕落之間，這個以劇場形式成就的「家」便又要遭受一次變動，在「變動」中尋找、建立家園，此一生命願望竟顯得熱切、悲壯乃至於憂傷了。這是生命的無告之苦吧，遂此，劇場人的平日排練、尋覓下一個場地、準備下一齣劇碼……等準備，竟都像是一場場向光源取暖的儀式，在相濡以沫中，波西米亞人或可淺嘗家的馨香。
於是，最美好的家，就存在於劇場人站上舞台，努力呈現自己，且獲致共鳴的那一刻。
然而，下一刻的變易又緊隨而至。
這是不是就是片中的波西米亞人說道《易經》之「易」----這「易」已不僅是台北的變貌，更是存在於每個人命運中無可逃躲的悲劇本質了。
導演鴻鴻在片尾的「現身」與「現聲」是本片的一個強而有力的質問。「家」是什麼？因為一場戀愛離開了熟悉的家，然而，一個搬遷的行動便可以重獲「家」的答案嗎？家是什麼？是居室？是房子內一個女人的「歡迎回家」？我們可以找到家嗎？或者在這個變易的世界上，我們根本難以找到一個為我們承諾安穩恆定的家？導演最後說到搬遷之後一個人洗衣，將顏色都混雜了，這樣的自白似是平凡瑣碎的，卻是沉痛的：過往的，曾經美好、熟悉的家園是回不去了，我們除了繼續往前走，將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來換回一個我們所渴望的，永恆的「家」外，我們將別無他法，我們會永遠回不了家。
找家的人需要勇氣。
這許是波西米亞人流浪所從出，以及在台北大地上倍嘗漂泊之苦的原因。
然而，當我們問起自己：你回家了嗎？竟會恍然地悲愴領悟：我們未嘗不是一個宇宙的波西米亞人。
是穩定的嗎？還是永不靠岸的漂泊？
脫去穩定生活的外衣，離開規律飽足的生活軌道一公分，檢視你勇猛宣示的奮鬥言說（你真的毫不質疑？）閉氣，安安靜靜地往內探探自己形貌（須很勇敢的），你瞧，看到了沒？這是你—隱藏得這麼久這麼深，以至於自己都深深遺忘的宇宙波希米亞人形貌。
於是有人從生活的各個暗處走出，現身，在向舞台光源靠攏的腳步中有了「劇場人」的名號，有了新的名號便有了同伴、有了腳本、有了台詞、有了走位、有了夢想的燭光。那燭光微微照映處，波西米亞人以不斷遷徙的腳蹤展示他們換回的一切：重新恢復韻律感的語言、再次飛旋跳舞的身體、一直在我們耳邊流動的旋律，以及人與人之間再次的天真親密（做一道最難的證明題：人可以單純的以理念聚集嗎？）影片中，波希米亞人一次又一次的尋覓「表演」的可能，彷彿在沉寂的生活軌道中不斷奮力地燃起燭光，用以照亮，用以試探，用以演繹出想像的夢土。若能量足夠，其力將足以突圍生活中的鈍悶窒息，並餵養靈魂的飢渴，但若能量微弱兼且戰力不足，精神的失落隨時可能帶著現實的失敗雙雙陷入更深更沉的黑暗中，於是「舞台」作為劇場人的生存空間，是詩意的夢土，同時亦是磨練勇氣的戰場，生命變貌緊隨而至，光源飄搖須要小心呵護，這是波希米亞人的命運之卜：堅持或放棄？穩定或漂泊？世俗中對「幸福」的定義在他們的掌紋中失卻了確切的軌跡，最終，命運之卜從劇場來到了自身：世事變易，你要全然交付自身嗎？面對選擇，我們始知軟弱與勇氣如此相遠而相近，自由與不確定總是相伴同行，而肉體踐履遠比語言宣示更難。問題至此，舞臺與現實已泯成一片，答案何在？唯自己能夠真誠面對。
「是穩定的嗎？還是永不靠岸的漂泊？」這是導演串組影像敘事的發問，然而問號所起之處，不也是生命的重新啟程之處──做為對「變易」的更深層註解。我們必須注意導演在此一記錄片所說的故事正是對問題的回應。影片中，鴻鴻以「表演與生活的關係」為題，透過各個小劇場導演、演員乃至幕後義工的言說，忠實（或慧黠？）地紀錄出（講出）一個「我們要怎樣過我們的人生」的動人故事：
在台灣工作的外籍導演說，現在感覺就是聲音很大，可是裡面……沒有東西，我們現在就是強調裡面的東西（內在的能量）。她很用力地在過她的生活，當然這可能就是她喜歡的生活，或者說，她有一個目標。其實我們（旁觀演員的朋友）也不會知道我們做的改變對我們是好或不好，一旦你做了改變，你就是努力去……就繼續吧，就不要回頭。（堅定卻也顯露躊躇的演員阿忠）在看自己（註：即阿忠，導演自己）戲的時候，我會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阿忠，不加掩飾的阿忠想說的話。他們大概不曉得說，他的兒子是因為劇場而活著，而有價值，（而能夠克服殘障地成為導演、演員，展現身體的生動韻律）。如果今天我（支持阿忠，與阿忠共生，但家人極擔心的劇團女演員、創團者）沒有這些生活……，其實我就是很平凡的一個上班族。對我（鴻鴻《3橘之戀》女主角之ㄧ，兼教書、導戲、幕後，善思索）來講人要活下去，需要的物質其實非常少……也沒什麼好抱怨的，就是你必須要在生活物質上面有所受苦，這邊受苦，另一邊可以得到很多東西。我去過非洲那些國家，這麼窮這麼窮，還是有人繼續在做音樂啊，還是有人在畫畫，還是有人在跳舞，還是有人繼續在演戲，那是為什麼？那是一個需要，那不是一個奢侈品，或者有錢有閒的人才能做的事情，那真的是一個人生的需要，就跟吃飯睡覺一樣。我（女演員，因戲劇而換了愛人）覺得我這一輩子大概就是浪費吧，就像現在啊，浪費時間、浪費錢、浪費青春、浪費美麗，浪費所有的事情……我是世界上最最最富有的人，因為我一天到晚都在浪費。因為等待而有了自由，有了自由而有了劇場，那個時間是賺來了。我（幕後義工）是為了那個團隊的感覺，我覺得大家都好認真。
在穩定與漂泊的二分定義仍被人爭論不休時，導演則用紀錄片講出一則堅持對生命充滿好奇與努力求得答案的動人故事，這是慰藉，亦是鼓舞，更是勇氣。勇氣源自—在幕落的寂寥與空盪盪的舞台中堅持再把幕開啟，在失卻話語溫度的瘖啞中執意再導出、說出、演出一則好聽的故事，且邀你我的參與。看影片裡、舞台上，演員與觀眾相互注目的一刻，音樂響起了，那駐足凝聽中，我們的漂泊宿命終於尋著一刻的停靠。
「你聽，音樂是這麼的動人愉快，也許我們再多等一下，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為什麼會活著，又為什麼痛苦。」你看，仔細看，導演他一個魔術般的手勢，波希米亞人的劇幕又開啟了。
編按：作者為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本文部份內容曾發表於台灣文化記錄片影展部落格(http://blog.yam.com/yangya/article/405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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