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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影評】 《春天－許金玉的故事》－ 飛越中的女性
文 / 王慰慈
《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記錄五○年代白色恐怖事件下一位受難的女主人翁－許金玉女士，本片以她的生活經驗為中心，擴展到數位受難人的共同回憶。較於一般政治紀錄片，《春天》並無大力著墨於政治破壞的歷史控訴，反將許多重心放在記錄這位瘦弱，但卻充滿生命力和堅韌特質的許女士身上。
許女士是位很秀麗的女子，小時被送做養女，備受養父母的寵愛。養父母的教育雖傳統，但由於養父抗日情懷，從小深深影響了許女士對國家民族產生崇高的理想與不能放棄的愛。十四歲時她開始做女工，二十四歲進入台北郵局工作。因不堪本省工人和外省工人領取不同的差別待遇，勇敢現身參與台灣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請願的活動，而被判了十五年的黑牢。
在女性意識尚未啟蒙的年代，許女士受了計老師的啟發，不禁開始思考男女平等的觀念，相信女人也可以作男人的事；更體會到知識就是力量，勞動階級的人要為受教育奮鬥、為權利爭取，才能有機會過著尊嚴的生活。當許多台灣婦女正為著柴米油鹽，一家子而辛勞時，影像中這些十分看似平凡的女性選擇了勇敢地活著；但不為自己，乃為創造更多人的福祉。
十五年的黑牢，改變了許女士的一生，影像為了表現在黑夜成長的火蝴蝶或是小天使，黑暗無法禁閉一個活躍、充滿色彩的生命，作者透過動畫濃縮了八十歲生命的觀照，從當養女、工人、政治犯、妻子、老闆娘、一直到現在她掌管基金會，或是成為一個癌症病患，她還是戰戰兢兢的過活，不肯放棄她面對生命的嚴謹。積極的思想、不怨天尤人、努力開展新的事物，認真經營屬於自己的每一天，也是每一個不自私的一天。她穿山越嶺，飛揚渡海，不受苦難拘禁。我們看見了許女士身上賦有台灣女性堅毅而豐富的生命力，而這衝出黑暗的生命，無論在她人生的哪個階段，或是扮演任何不同的角色，她都是心存良善、努力耕耘、扎實播種的人。
那年代的信念，真使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汗顏。八十歲的老人，沒有悔恨，反而越加有信念的拿出力量，奉獻自己，關心台灣的前途。經過這些苦難，她心中還是感激這一生所幸遇見計老師，使她如今能過著和普通人不一樣的生活。的確是不一樣，透過作者的鏡頭我們看見頭髮斑白的老婆婆、拿著放大鏡細瞧網站傳來的每個小字，又挽起衣袖打起撞球，再拾起畫筆塗彩一番，長期帶著笑容照顧不能動彈言語的病人，又能有精力四處奔波和年輕朋友對話…。樂觀的態度，好像台灣婦女抱怨的油麻菜籽命，和她不曾發生關係。這就是作者曾文珍想拍一個不是為了交作業，而是想真實記錄一個一生都如此努力而又有韌性的老太太故事（註一）。過去時代的錯誤留著由歷史來批判，她卻很樸實的掌握了這些女性們如何走過來，而如今又是如何的走出來，這就是影片表達令人為之動容的地方。
《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與一般以男性為研究焦點的歷史事件，如二二八、白色恐怖影片，最大不同是反映了女性聲音與女性觀點的想法。過去影像的探究大都集中於記錄男性在政治事件中的抗爭與悲壯，很少研究女性受難者在政治事件受到的衝擊、受難後的生活、思想的差異、以及整個受難後的心路成長歷程。因此人物傳記在紀錄片類型中是比較不容易拍攝的，因為除了訪談現身之外，許多已過的歷史，需要建立豐富的影像與聲音使其重現情境。人物跨越的時間越長，就必須仰賴更多的創意尋找可用素材，以致恰切營造美學的著力點，使觀眾可以自然進入影像的歷史世界。
作者在本片大量使用了戲劇重演(Reenactment)與詩詞歌賦的元素，蜻蜓點水般的著墨，技巧地將人物的精神烘托出來。在紀錄片製作的模式中，我們可以稱為是一種展現的模式(The Performative Mode) （註二）。其理念與特徵就是敘述方式，表現屬於個人的、獨特的經驗，進而讓觀眾能體會人物的情感世界。這些突然跳脫的素材，彷彿從事實的陳述中脫了節，其中融合許多想像性和自由性的詮釋，其功能就是為了強調個人主觀的記憶與經驗，描述人物的觀點，同時又傳達了作者個人的觀點。我稱這些美學的運用，好像一粒粒的珍珠，如同小眼睛般的閃爍著力量。
作者最常用的技巧就是透過影片的觀點，呈現想像的再現真實世界，以激發觀影者的投入與參與。Reinharz（1992）在她所著的《社會研究的女性主義研究法》（註三）中，提出了十點論點，說明女性研究的特質，其中說到女性主義方法不強調「方法上的菁英主義」（Methodological elitism）或是「正確的方法論」（methodological correctness），而是主張要「創新的」、「多元的」。女性影像工作者正如女性主義研究者一樣，她們可以成功地利用傳統方法訓練的力量，沒有束縛的開創自由詮釋與觸及心靈的影像書寫。這些影像敘事的展演化的模式，亦常被運用在很多描述社會主觀意識的紀錄片中，比如弱勢族群、同性戀、愛滋病、政治主張等議題關懷的影片，拿來校正社會主觀意識的工具，這正是因為它具有再平衡與校正的特殊影響力與傾向。
女性影像工作者探究這些新時代的女性異於常人的特質、歷史背景、社會文化變遷，以及在那個年代如何披荊斬棘、自我陶冶淬練，成為歷史上開創性的女性角色。目前普遍性被各女性學會團體視為工具，幫助更多的女性面對女性自覺、性別問題、兩性平權等議題的討論；有助於女性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跳脫思想框架，舞出更美的生命來。
克里思多娃在〈婦女的時間〉一文中說，女性彼此之間在思維與表達上其實是很不相同的。而她認為強調這樣的多重性、多樣性的時刻已經來臨了。從這些差異中或許兩性之間基本的差異的一些真實面貌也可以浮現出來。（註四）我們正處在一個唐荷所說的世代：「從來沒有一個文論像女性主義這樣公然地宣稱它的政治企圖，而或許也沒有其他理論批評在政治與詩學的平衡索上，在矛盾與緊張中走得如此活力充沛。」（註五）我相信女性文學如此，女性影像亦然。在兩性運作的軌跡裡，面對一貫由男性中心思維下的社會，女性如何發揮創造力與觀點的再詮釋，打破迷思，從各種不同的語言面向再為女性的生命書寫，這是我們未來首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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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萬培琪訪問，〈在春天的時候，寫作業－曾文珍專訪〉，《小電影主義電子報》，209期，2002年。
註二：王慰慈著，〈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Bill Nichols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真實與再現：紀錄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集》，文建會出版，2002年。
註三： 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aearch.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註四： Kristeva. “Women’s Time.” Signs 7.1 (1981):.13-35.
註五：唐荷，《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揚智，2003年。290頁。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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