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67屆的愛丁堡電影節（6/15~26），被各界認為是這個歐洲「老牌」影展面臨重大考驗與轉型的一年。包括預算的縮減、原藝術總監Hannah McGill的離職（由英國獨立製作影人社群 Shooting People的執行長James Mullighan接下策展任務），以及於2010年12月提出的新藍圖與實際成果之間的落差，在媒體上引起不少質疑、議論。但也有英國的媒體評論認為Mullighan在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中已克盡全力。原本被各界認為會共同參與策劃的幾位知名影人，如與蘇格蘭地區淵源頗深的演員蒂妲斯雲頓（Tilda Swinton，曾演出《香草天空》、《康斯坦汀：驅魔神探》和《搖滾啟示錄》），後來聲稱原本自己就只是受邀提出一些策展方向上的建議，在階段性任務結束後，便與影展後續事務無涉。
影展的波折還及於由客座選片人（guest curator）策劃的幾個小單元。無論片子本身的評價和喜好如何，由於推薦的導演本人皆無法親臨現場與觀眾交流、討論，使得單元的熱度不如預期。受邀的影人包括以《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拿下2010年坎城金棕櫚獎的泰國導演阿比查邦，美國導演吉姆賈木許和葛斯范桑。此外，另一個可能影響觀眾買票入場意願的因素，是首映片的減少（62部，去年是106部）；雖然這個變化普遍認為主要與預算縮減有關，但對於新片懷抱高度期待的影迷，仍難免失望。有個影評在廣播節目上抱怨，之前外傳會從坎城帶來令人驚喜的影片，竟然不是深刻探討教育、犯罪、家庭關係的新片《凱文怎麼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由蘇格蘭導演琳恩雷姆塞（Lynne Ramsay）執導，蒂妲斯雲頓主演），而是迪士尼出品的《獅子王》3D版。
儘管這些新的嘗試、事務性的爭議和略嫌凌散的影人單元合作顯然搖撼了影展的聲勢，但有個單元卻值得特別注意。「動畫的真實：動畫、紀錄片和動態影像」（Animated Realities: Animation, Documentary and the Moving Image ），一個由愛丁堡藝術大學的視覺文化學者Jonny Murray和愛丁堡大學的動畫藝術史研究者Nea Ehelich共同策劃，為期兩天的動畫紀錄片研討會。白天是論文研討，晚上則安排與會者參加動畫記錄片放映單元。內容的安排上（包括品質和數量），具野心地試圖結合電影理論和實務，從不同的角度去定義、探索、觀看這個逐漸興起的視覺領域。參加的人有學者、學生、策展人和拍片者，也有像我一樣帶著好奇眼光前來的觀眾（事先當然已經先繳了約台幣兩千塊的報名費）。
近年來在台灣看到動畫紀錄片的機會，相較於其他類型影片並不多。於近日即將上映的紀錄片 《牽阮的手》（顏蘭權、莊益增導演），雖然仍以人物訪問的拍攝形式為主，但在片中也穿插篇幅不小的動畫段落，重現、強調主角的往日生活。外片部分，拿下美國奧斯卡和日舞影展最佳動畫短片，並曾在2005年加拿大影展放映的14分鐘短片《搶救雷恩大師》（ Ryan）令人印象深刻。（今年又獲選CNEX【機不可失】主題影展）。導演Chris Landreth以動畫師的身分，記錄另一位加拿大傳奇動畫師Ryan；導演揉合了Ryan的重要作品和受訪片段，並以自身的經驗和想像，嘗試與其對話。影片以奇異殘缺又帶有拼湊風格的人物造型，反映Ryan苦於毒品和酗酒問題，陷入創作低潮，長期在街頭以乞討維生的現實。
隨著影片的累積、生產和研究，我們對紀錄片的定義和理解時常調整拓寬。虛構（fiction）與現實（non-fiction）的邊界，有時在電影作品中顯得難以捉摸。敢於挑戰紀錄片慣習成規（convention）的影人，常拍出較具「個人」「作者」傾向、或較實驗性的作品。雖說電影技術的改進未必保證作品的深度和意涵，但如何在形式和內容上，挖掘不同的創意去說一個吸引人的故事，仍耗盡許多電影工作者的心思。對現今的觀眾來說，在紀錄片中看到以戲劇手法重現真實事件，該不至於太過訝異；或者，對於紀錄片作者要求攝影的精準（比照劇情片的標準）、注重場面調度的重要，也並不罕見；但紀錄片用動畫呈現？
吶喊《綠色浪潮》 失憶《與巴席爾跳華爾茲》
「不是每個人都會把「動畫」和「紀錄片」這兩種電影模式相提並論。」研討會的手冊上這麼寫著。「我們希望那些有這種想像和意願的人，他們能在這兒齊聚一堂」，對某些觀眾來說，動畫或許能轉化、隱喻人們生活的現實和不同的社會現象，但主要仍在虛構的框架和想像的領域之中進行。分開來看，動畫和紀錄片這兩個電影類型固然都擁有各自的歷史、典型的代表作品和觀眾；但當我們試圖將兩者放在一起討論，又會想到什麼？ 《茉莉人生》 （Persepolis，2007）、 《與巴席爾跳華爾茲》（Waltz With Bashir，2008）或許是兩個可能的回答。《茉莉人生》 獲得當年的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巴》則拿下隔年的坎城最佳影片金棕櫚獎。前者以幽默的韻味，改編自個人回憶錄式的同名長篇漫畫，由於取材的來源顯而易見（伊朗的歷史和作者親身的經歷），而強化了影片「真實」、「寫實」的意涵，但大抵仍可套進傳統的「動畫劇情片」框架，或者以改編與類型元素（generic convention）的交互關係去理解。相較之下，後者是以魔幻詭麗的手法勾勒人物情緒，配合鮮明的影像和配樂、濃稠的色彩對比，帶領觀眾回溯一段失落的記憶，探索戰爭的悲劇。全片貫串以動畫形式，呈現人物訪談，尤其能帶出這次研討會聚焦的幾個重點：動畫紀錄片經常處理的題材（如：悲劇、情緒、個人記憶、家國歷史）；「動畫」處理「非虛構」內容的手法，與其他的紀錄片或動畫片有哪些異同；以及對觀眾產生的觀影效果為何等等。
有趣的是，會中有幾位講者以不同角度切入分析《與巴席爾跳華爾茲》， 展開視覺、美學、政治、記憶和創傷等面相的討論；或者以它為輔，作為其他作品的對照。或許是因為雖然動畫紀錄片早有先例，但在《巴》獲得橫跨不同類別的影展獎項之後，確實引起更多觀眾和研究者的興趣。綜觀兩天的會議，可發現有幾個角度持續浮現，其中之一是：「紀錄的文本內容」和「觀眾」之間的（新）關係（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ewer and the documentary text）；這雙向的交互關係，關注的不只是電影作品的形式和策略，以及如何產生意義，也關注觀眾如何觀看（或旁觀）作品內容的經驗。以下列出會中分組討論的主題：
• 定義動畫紀錄片（Defining Animated Documentary）
• 動畫紀錄片與奇觀（Animated Documentary and the Spectacular）
• 事實與虛構（Fact and Fiction）
• 動畫紀錄片與他者（Animated Documentary and Otherness）
• 電影人與動畫紀錄片（Filmmakers and Animated Documentary）
• 動畫紀錄片、建築與空間（Animated Documentary, Architecture and Space）
• 動畫紀錄片的歷史面向（Animated Documentary：Historical Approaches）
• 動畫紀錄片與旁觀經驗（Animated Documentary and Spectatorship）
• 動畫紀錄片與記憶（Animated Documentary and Memory）
• 動畫紀錄片的理論生產（Theorising Animated Documentary）
• 動畫紀錄片和分離的國族（Animated Documentary and Divided Nations）
• 動畫紀錄片的教育（Animated Documentary and Pedagogy）
除了理論和案例研究，在拍片的實務面相上，伊朗導演 Ali Samadi Ahadi新片 《綠色浪潮》（Green Wave）的放映與對談，是會中焦點之一（將在今年高雄電影節中放映）。影片描述2009年總統大選前後，搖撼整個伊朗社會的政治動盪與社會悲劇。片中融合了手機攝錄的街頭即時影像、真人訪談，以及用動畫重現的關鍵事件（如：市民遊行抗議、黑箱作業的投／開票過程、軍政府的全面鎮壓），緊張的氣氛舖天蓋地而來，同時它濃烈鮮明的色彩和國家政治的議題，讓人聯想到《與巴席爾跳華爾茲》。然而，兩者亦有許多差異。《巴》的導演Ari Forman在片中為主要敘事者，Ali始終隱身於《綠色浪潮》的鏡頭之外。此外，《巴》在片末如揭露謎底般播出幾段新聞畫面：有蜂擁哭泣的婦女，有葬身瓦礫堆中僅露出頭部的男童的臉，但此之前，從未安插其他「非動畫」的紀錄影像；反觀《綠色浪潮》則在影片中段屢屢將不知名來源的攝錄影像（街頭衝突與訪問流亡學生、行動者或國際人士的片段）與動畫交互運用。
值得注意的是，訪問的段落呈現的是受訪者的回憶、控訴、評論（情緒較為平抑），而動畫段落則描繪了事發前後人們的各種反應和情緒：從選前選民的熱衷期待、總統候選人志工的積極奔走，到最後軍警鎮壓時的惶恐悲慟。有一幕尤具象徵意義：破洞的票箱底部掉出一張選票，強風吹來，被浪潮捲到不知名的岸邊；這一幕手法簡潔的動畫，象徵選民（以及導演）的失落：預期的結果並未如期發生，熱切的希望卻如廢紙掃落。
結合實際拍攝以及動畫呈現的本片，延伸出這次研討會關注的幾個問題：電影製作者如何組織手中的原始素材，作有效、有意義的呈現；「傳統」紀錄片和動畫紀錄片的差異在哪些面相？是敘事手法、感官經驗，還是對記錄題材的內容與脈絡的不同詮釋。在題為「動畫紀錄片與奇觀」（Animated Documentary and Spectacular）的分組討論中，電影學者Bella Honess Roe分析了「『真實』如何透過動畫成為奇觀」，認為「這些公開展示、奇觀化的影像，可能可以提供我們對於真實更深一層、更豐富的認識」。對他來說，動畫紀錄片的一個主要特質是「在文本、文本之外、和指涉的對象之間既存的、且常使人感到享受的張力和互動關係」（the (often pleasurable) ontological tension between textual, extra-textual and referent）。另外，另一個主講人Paul Ward則引介了三個面相：表演、演練和教學（Performance, Practice, Pedagogy）。他將「表演」的概念定義為「展現特定的行動，用以分析真實的素材」，並指出其與另外兩個層面（演練和教育）的連結在於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電影製作者如何因應影片的主題、研究調查、歷史和理論，而調整自身特定的位置。他舉出的例子有以擬真的黏土人偶結合訪談，去探討回憶犯罪生活的 《Going Equipped》、以歌舞和幽默手法諷刺全球化貿易行為的《The Luckiest Nut in the World》 。針對自我和這些現實素材的反省過程，他認為動畫是一個能用來「使原本不可見的（invisible）得以被看見」、進而凸顯這些過程的工具、形式。
「不可見的」的題材也反映在《與巴席爾跳華爾茲》、《綠色浪潮》之中。兩片雖聚焦不同的政治歷史和個人記憶，但不約而同都凸顯個人及國家的認同議題、關係的衝突。然而這些題材如何用動畫的形式表現？與會的創作者Sheila Sofian 以自身經驗為例，談及製作過程中各種「創意的挑戰」。其作品雖然在背景和內容上各自殊異，但共通的考量譬如：時間框架的設定（timeframe）；如何捕捉受訪者或真實人物的內在感覺。接著他說明為何有些作品選擇完全以動畫技術取代傳統實境拍攝（life-action）的理由。例如《倖存者》（Survivors, 1997）以手繪動畫的形式處理女性在關係中的受暴議題，是因為考慮到受訪者的匿名問題，所以決定重新繪製人物並為其配音（這跟《巴》或《綠》片中，導演選擇標明人物身分、維持原本聲音的作法，也可互為對照）。他認為非虛構的素材藉由動畫的轉化，可以使「艱難的主題」較容易被消化、接受。這點從呈現移民孩童議題的《與哈利斯的一場對話》（A Conservation with Haris）；以及探索法律和目擊作證題材（witness testimony）的《真相已墜落》《真相已墜落》（Truth Has Fallen）似乎不難看出。有意思的是，他指出影像創造上的創意和自由，其實常與配樂有關，因為合適的聽覺效果可以幫助觀眾理解那些看似非寫實、有時較為抽象的圖畫。
除了連結電影「創作」與電影「研究」，試圖讓兩者在會議中彼此關照、對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綜觀會中各個講者的主題，從中可看到來自不同地區的作品和不同的應用。試舉其中幾例：對三個當代芬蘭女導演「詩意呈現」（poetic manifestation）歷史和記憶的觀察；一個以動畫呈現澳洲原住民文化的計畫；針對南韓的線上遊戲玩家，初探這些受訪者和虛擬世界的關係及動畫呈現；同樣處理「匈牙利勞工移居遷徙至美國的歷史」的兩部紀錄片的比較分析；從策展人的觀點介紹德國萊比錫紀錄片和動畫電影節（DOC Leipzig）的發展脈絡和動畫紀錄片單元（Animadoc）的策劃。儘管來自非歐美地區的案例和參與者明顯只佔少數，但可喜的是，會中不僅討論主題和素材多樣，也陸續提出極具建設性的問題，共同點出了動畫紀錄片領域的製作潛力，以及相對應的理論探索有其需要和廣度。
會中最後一場主題演講，是兼具導演和編劇身分的學者Paul Wells以「別管波拉克怎麼說：非虛構動畫片的儲存、場域和檔案」為題（‘Never Mind the Bollackers’：Repositories, Site and Archives），回頭思考「非虛構」和「紀錄片」的定義，並檢視近年的產業發展。波拉克（Kurt D. Bollacker）在《美國科學家》雜誌（American Scientist）上寫了一篇有關現今數位科技與資料儲存危機的文章〈避免數位化的黑暗時期〉Avoiding a Digital Dark Age，在此講者開玩笑地借他的名字入題，有意以較樂觀的態度回應、談論「非虛構動畫影片」在當代文化中扮演的功能和未來性。他強調，在當今社群媒體活躍的時代，動畫紀錄片可為傳統紀錄片拍攝形式帶來挑戰和活力、賦予影像內容「不一樣的提示」（different ways of suggesting）。
第二天的議程結束後，晚間是與愛丁堡影展合作的動畫記錄短片單元。六部來自加拿大、印度、英國和丹麥的短片，各自描繪不同的個人／集體經驗；此放映恰也呼應會中以短片作品為主的研究方向。傳統上，長片透過各式敘事手法，或連貫、或刻意繁複地推展主題、故事，而短片在這點上的要求並無二致；甚至，短片從抽象概念化為實際影像的過程中，常須更嚴密精準地限制題材的範圍（scope），或者在時限中尋求更高密度地呈現。在內容上，動畫紀錄片可以投射個人生活經驗，但若考慮其「儲存」「檔案」的功能（如Paul Wells所強調），則仰賴集體的努力。無論是在同一部片中，例如《綠色浪潮》一片，雖然剪接和配樂有時顯得煽情過頭（尤其是監獄內幾幕特寫，予人一種感官震撼有餘、議題探索不足的疑慮），全片結合手機實錄、動畫重現和靜態訪問多種形式，說明了這個類型在運用集體材料上的潛力；或者藉由檢視這次六部不同的短片作品，也可提供不少觀看和思考的線索。
(圖片附文：從右上開始順時針方向依序為：《我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孩子》、研討會現場講者以《母親的外衣》為研討對象、《母親的外衣》和《祖母》)
《我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小孩》（ I Was a Child of Holocaust Survivors）改編自漫畫形式的回憶錄，片中用黑白手繪風格，捕捉一段不尋常的童年；女孩對自己的出身感到寂寞又新奇，而這段不了解的過去，甚至還可用來驚嚇同儕（「我父母親曾待過奧許維辛集中營喔！」片中女孩被欺負的時候這麼說著）。成長議題、兩代關係的探討，也反映在另外三部作品中。《祖母們》（ Abuelas）記錄了一群心懷傷痛的阿根廷婦女，在三十年前被迫與女兒分離，多年來不願放棄追尋的心情和行動。片中以房間裡各式靜止的玩具、物件做成逐格動畫（即不完全連續、看得出前後影格的動畫），輔以年邁母親的旁白，述說這段少為人知的歷史；另一部同樣以創傷為主題的影片《當我五歲的時候》（1989（ When I Was Five Years Old），帶我們重返一趟致命的旅程：車窗內外是朦朧的暗影和落雨聲，男子的臉在車內若隱若現，車窗上雨刷擺動。隨著男子的低沈獨白，影片陰鬱地勾勒喪父的那一場車禍，單色的濃暗筆觸與閃動的光影交織，我們彷彿置身其中。《我母親的外衣》（ My Mother’s Coat）則由一件尋常的外衣談起，以一位母親的溫煦口吻，向女兒吐露塵封的往事。素描風格的鉛筆筆觸看似輕盈隨意，其實藏著一位母親難言的祕密，關於異國生活的流離和適應。尤其到最後一幕，短暫的家庭錄影畫面呈現了女兒與雙親到海邊出遊時的純真歡欣，這殘酷地提醒了我們，這類檔案影像總是稀有且危脆？或是溫柔地訴說著在現實的時間之外，其實記憶只是換了另一種形式被儲存，而有再次鋪陳的可能？
另外兩個作品是關於家／家園。《美國的家》（ American Homes）濃縮了數百年的美國家居建築史，戲院彷彿成了播著一張張幻燈片教材的課堂，或者望著車廂載著一截截的時光風景。由黑色線條繪製而成的設計圖俐落地突顯建築結構的視覺印象，並由受訪者的旁白簡述其功能和背景。《聽針線說話》（The Stitches Speak (Tanko Bole Chhe) ）則是由四位現居在西印度喀奇區（Kutch）的刺繡設計師，回憶他們如何穿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國界，在一片荒漠中建立起自己的社群，並辦學致力於傳統工藝的延續。影片由他們手工刺繡的作品拼排出立體的動畫，勾勒現實生活的樣貌。不到兩個小時的放映，這些題材各異的短片帶我們穿越時空，時而私密，時而點出某些更複雜的政治歷史。正如同這第一次舉辦的會議只是動畫紀錄片研究的初探或階段性小結，一部短片作品也只能照見局部；但除了像螢火般短暫帶來微光，也期待作品真能開啟我們對「真實」不同的目光、理解和討論。甚至，也可激發更多的影像創作，如紀錄片《搶救雷恩大師》完成後的幾年，除了有另一部記錄長片 Alter Egos (2004)，更有另一位動畫導演Laurie Gordon將雷恩晚年重新拾筆創作、以街頭乞討的生活經驗為主題的一系列草圖，製作成新的動畫影片《零錢》（Spare Change ） (2008)，便別具意義。
對於不熟悉或對動畫紀錄片不感興趣的觀眾，會中討論的內容或許不容易消化。但何妨挑選幾個主題，點開文中連結，可能今天就改變你對紀錄片和動畫的預設理解。
(本文作者王冠人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電影新聞碩士，電療聚樂部成員)
＊延伸閱讀：
• 研討會簡介：
http://www.animatedrealities.co.uk/news.html
• 愛丁堡電影節動畫紀錄片單元簡介：
http://www.edfilmfest.org.uk/films/2011/animated-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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