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鳥語蟲鳴四起，羊群鈴聲與人們笑聲交織，片頭觀眾開始跟隨攝影機的視角走在羊群後面，馬的上頭坐著一位和藹可親的老人，「攝影者」詢問著是否能跟前，可惜聽不懂的老人只能微笑以對。

第一段的影像看似隨意粗糙，卻是影片開門見山的「世界觀」：究竟人與人的互動是否會因語言、種族、信仰不同，而有所隔閡、抗拒，進而產生仇視、衝突與戰火？

這也是曾跟隨《華氏911》（Fahrenheit 9/11, 2004）、《今日達爾富爾》（Darfur Now, 2007）、《隱秘的戰爭》（The Invisible War, 2012）、《第四公民》（Citizen Four, 2014）等紀錄片，揭露世界險惡的奧斯卡金獎攝影師克絲汀·約翰遜（Kirsten Johnson）所提出的問題。而這「世界觀」的開宗明義將會回溯／延伸／纏繞，她也將這25年來持攝影機的所見所聞，以碎片重新組建為一條「自我回憶」與關於「世界歷史」的影像光河。

「過去25年來，我一直擔任紀錄片的攝影師，我通常跟隨著其他電影的足跡去拍攝。但現在我希望你們能將一切視為我的回憶錄，它們讓我非常深刻，也留下許多動人的畫面。」

這是導演兼攝影師克絲汀·約翰遜（Kirsten Johnson）在電影《攝影者》（Cameraperson, 2016）開頭留給觀眾的文字，這串文字雖看似簡單，裏頭卻隱藏了她的兩項自我挑戰。其一是她對於紀錄片本質的「作者」探討，當拾起過往他人作品既定觀點的碎片時，如何再次抽絲出自我觀受與創造更宏觀的視野？其二，她也同時提出觀影時的主／客觀視角轉換：「什麼是客觀真實的紀錄片？什麼又是主觀私人的回憶？」它們是相互違背，又或是相互並存？

觀看《攝影者》的同時，我們很難明確找到該片在現行紀錄片的定位，從製作過程中來看，《攝影者》確實混用了許多類型，而這也是克絲汀·約翰遜不停在轉換她自身身分。從一開始身為他部攝影師角色，著重他人互動的「參與型」（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到融入當地生活的「觀察型」（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直至最終以大量蒙太奇拼貼，串聯起過去現在，呈現歷史傷痕的「反射型」（Reflexive Documentary） 。不只類型多元，甚至《攝影者》超越了既定類型中所不能全觀的角度，包含了大眾的政治、倫理，和私人的創傷、溫柔與愛，也模糊／融合一般對於紀錄片主客之間的界線。

但或許《攝影者》本就不存在任何一種界定下，相反導演克絲汀·約翰遜卻有意地打破所有限制，她將自身的足跡與攝影機的跟隨，回歸紀錄片最純粹的本質─「電影眼理論」。

所謂「電影眼」即是「眼睛」加「電影家」，並秉持「我觀察」加「我思考」的創作理念，且主張攝影機是「隨意地捕捉生活」的「眼睛」。提出該理論的蘇聯導演吉加·維爾托夫（Dziga Vertov）在他的作品《持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展示了一切，影像下的蘇聯並非只是生活的剪影，吉加·維爾托夫透過紡織機工廠的卷軸、火車開關的開啟、印刷廠的滾動、旋轉木馬的轉動，所有圓的開關的剪接對比，讓整座城市都成了攝影棚。看似單純的紀錄，卻能在同一座城市中發掘出不同的心情，凝視不同階層人群的日常，這些拼貼非也一部攝影機（機器）便可取材建構的主題，相對是因這「持攝影機的人」所擁有的感悟（人性），他所看出去的視野，透過不同的角度思考，使攝影機變得更有靈性，客觀地呈現世界的真實本質。

同樣克絲汀·約翰遜也做出此理念的實踐（或是實驗），她將這25年來所有影像化為碎片，採非線性敘事，重新拼湊出她眼／手中攝影機所看出去的世界。例如，我們能看到同一種走路的行為，卻由不同地區的人與步伐串連而起，也在不同職業、種族中，融入他們的生活，並理解身處其中的文化與歷史，聆聽他們訴說往事。儘管每個地方在最初的相遇時都有其故事性，導演卻捨棄影像既有的出發（每一段影像／電影最初被拍攝的意義），再次賦予所有影像，一個能重新定義世界的機會。

而克絲汀·約翰遜所呈現的真實世界又是為何？

對於觀眾而言，我們始終無法走進／觸碰克絲汀·約翰遜的感知世界，就像在片中承辦James Byrd Jr.一案的檢察官手中拿著證據照片提到：「聽到別人談論與真正親眼看到，是完全不同的。」但對於《攝影者》而言，克絲汀·約翰遜終其還是帶著柔情娓娓闡述世界的樣貌。

同樣跟人生活採訪，她非像周浩表述「混沌的真實」去探視人性的反面，反而撇除尖銳的議題置入，她更注重「你知道我在拍你的真實反應」，也就是攝者與被攝者的距離，不因鏡頭的凝視而有了包袱隱藏。因此我們能見鏡頭下的人物都如同導演眼前的受訪者，願意敞開心胸訴說內心真實的看法，這類於王兵式的凝視等待（如《德昂》、《鐵西區》等），等待人事物的變遷還原真實，或猶如天空一鳴閃電，捕捉下一秒的突如其來，讓其刻印在影像中。

所以比起從影像中的呈現，克絲汀·約翰遜更希望將世界的模樣由她所採訪的人物口述，甚至消磨語言性的隔閡，讓世界回歸最初的「巴別塔」，一個不需要語言，單以喜怒哀樂、動作表情，就能「感同身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