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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2017-05-18 | 私房影評 |
《攝影者》─ 克絲汀·約翰遜的「電影眼」實踐
文 / 馬曼容

當鳥語蟲鳴四起,羊群鈴聲與人們笑聲交織,片頭觀眾開始跟隨攝影機的視角走在羊群後面,馬的上頭坐著一位和藹可親的老人,「攝影者」詢問著是否能跟前,可惜聽不懂的老人只能微笑以對。

第一段的影像看似隨意粗糙,卻是影片開門見山的「世界觀」:究竟人與人的互動是否會因語言、種族、信仰不同,而有所隔閡、抗拒,進而產生仇視、衝突與戰火?

這也是曾跟隨《華氏911》(Fahrenheit 9/11, 2004)、《今日達爾富爾》(Darfur Now, 2007)、《隱秘的戰爭》(The Invisible War, 2012)、《第四公民》(Citizen Four, 2014)等紀錄片,揭露世界險惡的奧斯卡金獎攝影師克絲汀·約翰遜(Kirsten Johnson)所提出的問題。而這「世界觀」的開宗明義將會回溯/延伸/纏繞,她也將這25年來持攝影機的所見所聞,以碎片重新組建為一條「自我回憶」與關於「世界歷史」的影像光河。

「過去25年來,我一直擔任紀錄片的攝影師,我通常跟隨著其他電影的足跡去拍攝。但現在我希望你們能將一切視為我的回憶錄,它們讓我非常深刻,也留下許多動人的畫面。」

這是導演兼攝影師克絲汀·約翰遜(Kirsten Johnson)在電影《攝影者》(Cameraperson, 2016)開頭留給觀眾的文字,這串文字雖看似簡單,裏頭卻隱藏了她的兩項自我挑戰。其一是她對於紀錄片本質的「作者」探討,當拾起過往他人作品既定觀點的碎片時,如何再次抽絲出自我觀受與創造更宏觀的視野?其二,她也同時提出觀影時的主/客觀視角轉換:「什麼是客觀真實的紀錄片?什麼又是主觀私人的回憶?」它們是相互違背,又或是相互並存?

觀看《攝影者》的同時,我們很難明確找到該片在現行紀錄片的定位,從製作過程中來看,《攝影者》確實混用了許多類型,而這也是克絲汀·約翰遜不停在轉換她自身身分。從一開始身為他部攝影師角色,著重他人互動的「參與型」(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到融入當地生活的「觀察型」(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直至最終以大量蒙太奇拼貼,串聯起過去現在,呈現歷史傷痕的「反射型」(Reflexive Documentary) 。不只類型多元,甚至《攝影者》超越了既定類型中所不能全觀的角度,包含了大眾的政治、倫理,和私人的創傷、溫柔與愛,也模糊/融合一般對於紀錄片主客之間的界線。

但或許《攝影者》本就不存在任何一種界定下,相反導演克絲汀·約翰遜卻有意地打破所有限制,她將自身的足跡與攝影機的跟隨,回歸紀錄片最純粹的本質─「電影眼理論」。

無標題

所謂「電影眼」即是「眼睛」加「電影家」,並秉持「我觀察」加「我思考」的創作理念,且主張攝影機是「隨意地捕捉生活」的「眼睛」。提出該理論的蘇聯導演吉加·維爾托夫(Dziga Vertov)在他的作品《持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展示了一切,影像下的蘇聯並非只是生活的剪影,吉加·維爾托夫透過紡織機工廠的卷軸、火車開關的開啟、印刷廠的滾動、旋轉木馬的轉動,所有圓的開關的剪接對比,讓整座城市都成了攝影棚。看似單純的紀錄,卻能在同一座城市中發掘出不同的心情,凝視不同階層人群的日常,這些拼貼非也一部攝影機(機器)便可取材建構的主題,相對是因這「持攝影機的人」所擁有的感悟(人性),他所看出去的視野,透過不同的角度思考,使攝影機變得更有靈性,客觀地呈現世界的真實本質。

同樣克絲汀·約翰遜也做出此理念的實踐(或是實驗),她將這25年來所有影像化為碎片,採非線性敘事,重新拼湊出她眼/手中攝影機所看出去的世界。例如,我們能看到同一種走路的行為,卻由不同地區的人與步伐串連而起,也在不同職業、種族中,融入他們的生活,並理解身處其中的文化與歷史,聆聽他們訴說往事。儘管每個地方在最初的相遇時都有其故事性,導演卻捨棄影像既有的出發(每一段影像/電影最初被拍攝的意義),再次賦予所有影像,一個能重新定義世界的機會。

而克絲汀·約翰遜所呈現的真實世界又是為何?

對於觀眾而言,我們始終無法走進/觸碰克絲汀·約翰遜的感知世界,就像在片中承辦James Byrd Jr.一案的檢察官手中拿著證據照片提到:「聽到別人談論與真正親眼看到,是完全不同的。」但對於《攝影者》而言,克絲汀·約翰遜終其還是帶著柔情娓娓闡述世界的樣貌。

同樣跟人生活採訪,她非像周浩表述「混沌的真實」去探視人性的反面,反而撇除尖銳的議題置入,她更注重「你知道我在拍你的真實反應」,也就是攝者與被攝者的距離,不因鏡頭的凝視而有了包袱隱藏。因此我們能見鏡頭下的人物都如同導演眼前的受訪者,願意敞開心胸訴說內心真實的看法,這類於王兵式的凝視等待(如《德昂》、《鐵西區》等),等待人事物的變遷還原真實,或猶如天空一鳴閃電,捕捉下一秒的突如其來,讓其刻印在影像中。

所以比起從影像中的呈現,克絲汀·約翰遜更希望將世界的模樣由她所採訪的人物口述,甚至消磨語言性的隔閡,讓世界回歸最初的「巴別塔」,一個不需要語言,單以喜怒哀樂、動作表情,就能「感同身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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