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要金裝，人要衣裝，衣服可以延伸意志。空有一副精掉細琢的身體已經不夠，還要逕行剪裁，穿衣是為了要變形的緣故。因此衣櫃成堆成排戰利品不是任由外在慾望充滿空間，而是為了如萬花筒般從更深處翻出更多自己，那也是自我的部份。那麼，人有沒有可能穿上比自己還巨大的東西？興許像《奇異博士》那套沒有臉沒有身體，但卻有自我意志的紅披風？假設今天立場倒轉，「衣服」站在反方，或甚至更難以臆測地無法窺見其真實「意志」——那會是怎樣一種光景：意識形態？軍訓體系？國家機器？沒有形體之後（國王的新衣？），存有的狀態更近於鬼。那正是《拆彈少年》裡，看不見卻穿梭自如的國家幽靈。

利用交叉敘事結構，《拆》拍出了國家幽靈的面孔。形式如何讓作品意義溢出，表現出實體無法捕捉部分，在此作品有了精準的示範。初步而言，作品似是使用順敘法，事件按時序發生，沒有倒轉、插入與回憶；然而若就內容深入解析，格式最終體現的是ABAB的反覆手法。試問：如何拍出難以捉摸的「幽靈」？如果永恆存在的事物被視為具體，永恆不存在的事物被視為虛無，那麼「幽靈」的精髓，或許正在時有時無間。仔細一想，那不就是恐怖片常見的反轉運鏡嗎？鏡頭跟著心有餘悸的主角小心回頭，原來沒鬼，鬆一口氣之餘，以為要安全轉身，卻冷不襲來一張恐怖的臉。時有時無，浮現與消失。站在「看見」邊緣的浮動狀態，陷入恐懼，原來最便於證成。那張恐怖的臉曾在無數不同電影被換成不同事物、殭屍、鯊魚、異形，而在《拆彈少年》裡，它則是國家與歷史。

若把電影分成兩大部分，其中一部份是代表日常生活的共同事務：吃飯、睡覺、行走，生病、思考、死亡；另一部分是覆蓋軍訓體系下，日復一日恍無止盡的拆彈過程。推動日子前進的動力來自國家與歷史，身為德國戰俘，少年們有道德義務優先順序清除二戰地雷。弔詭的是，當少年感到飢餓、肉體生病，個人遭病痛與死亡襲擊，生命至關緊要的時刻，國家卻永遠缺席。缺席的空白，成為疑問的開始。誰是「國家」？少年們為「誰」冒生命風險？士官長曾為「誰」而戰？如今為「誰」懲罰無知的少年？當日常以延續生命之姿插入任務之際，死亡、病痛與飢餓不斷襲來，問題反覆放大，朝戲裡戲外一同逼近。逼近方法，在正面處描寫少年在野外發現昆蟲、並將其命名的片段。在那個當下個體能無中生有、賦予事物意義，生命展現出幽微的光芒。而在體育競賽片段裡，個人也因遊戲能抒展自由，那段兩少年分別為自己衝向搶旗終點的高壓縮平移鏡頭，如線性時間裡一閃即逝的點，珍貴而模糊。

在負面包圍上，國家幽靈的具體行為展現在士官長態度轉換、以及官兵的惡行惡狀裡。由於個人行為與國家行為表面上來自同一個體，兩者因此總處於浮動、並彼此滲透的狀態。我們難以找到明確標準認定單一行為隸屬個體或國家，國家對達成目的的行動方案無具體說明。因此，當穿上「官兵」衣服、「士官長」衣服、「丹麥」與「受害者」衣服後，這些有利因素加總，惡便有土壤茁壯與延伸。進一步而言，眾多惡行惡狀又哪些隸屬「國家」、哪些隸屬「個人」？在影片裡一切難以劃清界線。而想像「國家」的其中一種方式，便是將政戰體系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完全納入，加總起來，便是「國家」的完整面孔。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裡將個人行為與國家行為畫上等號，因為「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那反過來說，個人行為能不能完全納進「國家」？論述不完全成立，但確定的是，國家標籤已經成為個人無法駕馭的衣裳，假個人之名不被允許的，假國家與歷史之名皆有恃無恐，且爭先恐後。追根究底，國家與個人在《拆彈少年》裡其實徹底分離。若追求幸福快樂是每人的共同目標，那官兵則是因在戰爭中對快樂無所可求，才需以上級暨戰敗國姿態施暴。若追求幸福與意義有其他可能，那整部電影除了片尾少年，所有人其實都在與個體幸福漸行漸遠的過程。戰爭的殘餘場景，更清楚地描繪出人與國家的精神分裂。這並不是說歷史無需彌補，而是彌補之餘，遺毒卻比想像還深。幽靈在場，且持續現形。

受到最嚴重拉扯的，即位於人道思維與國家風暴中心的士官長。電影最後他選擇營救四位少年，載至邊界流放，使作為德國人同時亦能享有身而為人的尊嚴與自由。那象徵美好生活與未來方向的是一片漆黑森林，那也是作品想退回的，身而回人的原點。當士官長能對德國少年體恤與承諾，理解產生可能，是因意識到彼此同樣「身而為人」的緣故。這是電影欲將現實帶往的地方。所有的歷史，都是人類史。電影呈現人共同的面向，以及當國家與標籤附身後個人如何被駕馭、並因此迷失至黑暗遠方的過程。理解受何影響，才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有自由意志。

在同一本書裡，漢娜．鄂蘭也對艾希曼說：「如果各種有利條件俱足，你很可能根本不會被帶到耶路撒冷或任何其他法庭」。在過去，看不見的國家幽靈曾無法從單一受害與加害者身上證成，在《拆彈少年》裡，卻透過敘事方法被過濾出與捕捉。這是舊敘事方法的新用，讓無形的國家幽靈除了理論場域，能同時納入敘事裡，繼續受檢視，遭還原與批判，且持續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