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毒》是一部很難評論的電影。由於它幾近人類學式的「寫實」拍攝風格使得任何對文本的詮釋都幾乎是直接對緬甸現實社會結構的評判，也因此局外人的三言兩語都很容易成為旁觀他人痛苦的言論。事實上，這樣的風格也模糊了本片的片種：在許多幕以游擊風格拍攝的畫面，都很明顯是如趙德胤導演自己所說，受到緬甸申請法規的阻撓而必須偷拍的場面，也因此許多角色事實上確是不知自己受到拍攝的─在車站攔截客人的計程司機、市場的人們等等，都是真實存在的人物。這個由緬甸民眾與台灣演員交雜參與的敘事究竟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光是這點，就將傳統的「寫實」主義打上了一個大問號。也因此，我們絕不能光憑劇情來評斷此片。
正是因為這麼多外於傳統敘事本身的因素模糊了片種疆界，結合成一個龐大的文本，電影科技技術的介入也變成相當重要的潛文本議題───也就是外來的「現代性」與一個幾近前現代的社會場域（一般「社會寫實」電影所欲拍攝的部分）如何跨越時間軸互動（這在戲裡亦是導演欲探討的議題）。不僅演員們在映後座談就提到，當地居民事實上相當歡迎劇組前往拍攝，因為那不只顛覆他們對舊電影的想像（「我們可以上電視耶！」），也代表著突如其來的財富，而且影像紀錄本身（做為知識／證據／美學...）也象徵著一種「遲來的現代性」。即便本片劇組只有七人，拍攝僅十天，而攝影器材只花不到一萬台幣，但拍攝所需的知識、成本都仍是當地人難以想像的。
這個強烈的發展落差，並不只展現在民眾的反應，其實也直接地凸顯在電影的美學中。我們可以發現，導演特意地在幾個重要場景都以類似偷拍／窺的角度來進行場面調度，而這類的偷窺鏡頭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穩定清晰的長鏡頭，可比楊德昌、侯孝賢等新浪潮導演；另一類則是游擊風格式的搖晃鏡頭，通常又是在角色「移動」（跨界移動乃本片重要議題，同時代表倉皇逃逸與快樂解脫）時才使用。我認為，傳統的穩定長鏡頭對於敘事的進行是有利的，那使得身處第一世界的觀眾（偷窺者）能夠安穩的在遠處旁觀緬甸社會；然而，當導演使用了影像品質相對低落的搖晃鏡頭時，不僅偷窺的行為變得困難，而且觀眾也好像被拉入了角色們那顛沛流離的世界之中，一起逃亡。不同手法的來回交錯，不但凸顯了現代性（電影科技）在當地的不一致，也使得觀眾不斷產生一種矛盾的疏離／認同感。換句話說，藉由導演這樣不一致的拍攝手法，觀眾無法如平常觀賞藝術電影一樣安然坐在螢幕前，而是容易時不時的因不穩定的影像而思考前述的發展落差問題。
延續科技的議題，導演在本片不斷地使用單調吵雜的機器音作為背景，而畫面卻是未開發的山田，亦是為了凸顯以上發展落差的矛盾。在電影剛開始，主角的父親帶著主角向富有的親戚借用機車的一幕裡，背對觀眾的主角身後有一台不斷轉動的煉油機，不斷發出隆隆的聲響（象徵現代性），將父親不捨把牛隻與摩托車對換的一幕凸顯的更加殘酷。而這開頭也與本片爭議性的結尾─牛隻在屠宰場被殺─成為一個循環、一個非常有力的控訴，但也同時是一個非常直接的閉鎖性結局。
當然，本片所要攻擊的不只是小小的緬甸煉油商，而是對於龐大跨國資本主義結構的批判。在整部電影，觀眾都能不斷捕捉到對中國、廣州、台灣、馬來西亞等較為富裕地區的提及，而開頭的幾場與鄰居的對話也完整的表達出這樣的結構（年輕人在台灣、馬來西亞打工、中國人到廣州打工、緬甸女性嫁到中國...）。也因此，許多看似不重要的細節其實都是對跨國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批判。例如，三妹回雲南索取祖父壽衣卻遭到祖宅刁難（最遵守「華人」傳統的緬甸人卻被中國人看不起）、中國製的手機訊號播打給三妹時非常暢通，但在緬甸的三妹卻無法聯絡在台灣工作的哥哥、中國打擊毒品欺壓的其實是緬甸農民、緬甸女性被拐騙至中國結婚......等等。
有趣的是，導演在批判的同時，仍然留了幾盞希望的燈火。從一開始，男主角能夠認識女主角，就是因為他大膽問她，「你也是漢人嗎？」而女主角之後邀請男主角唱卡拉OK，唱的竟是台灣的流行情歌。比較文學學者史書美在其專著《視覺與認同》裡，提出視覺文化目前已成為「華人」跨越語言／國族認同的邏輯了（因為對視覺文化的理解───如電影、圖像───不完全需要對單一語言的全盤掌握），但男女主角的互相認可卻又比此特殊。即使來自不同的脈絡，他們卻可以藉由他們不熟悉的語言（中文歌）來社交，並訴諸「漢人」這樣的族裔概念作為其連結的方法（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以「緬甸人」或會說緬甸語作為他們的共通點）。這彷彿如同柏克萊大學學者Pheng Cheah在分析蔡明亮的《黑眼圈》時所說的，跨越國際的台灣／華語歌曲曲調，在各地產生意義（如文化記憶）後，變成了溝通的橋樑。或許，本片的資助者包括了鳳凰視頻這點，亦是一種跨國資本的正面意義吧。
綜合以上關於科技、現代性，以及跨國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的分析之後，本片的重頭戲：「毒品」才能被好好的理解。我相信導演的問題和我們一樣非常的簡單：「冰毒到底是毒藥，還是解藥？」對於女主角三妹來說，這樣的討論更必須加上：「性到底是毒藥，還是解藥？」這個問題。一方面，毒品與性都讓他們脫離原先國家政府的限制，使他們能夠選擇觸及更廣大的海外市場，更多元的族群；另一方面，這樣的交易卻又總是被更有資本的人們掌控著，無論是政府、仲介、買家。於是乎，最終的問題，「個體在體制中，有沒有能動性？」從封閉性結尾來看，導演是悲觀的。但我們能忽視唱卡拉OK的快樂嗎？吸毒的快樂嗎？抑或是這部電影的介入為觀眾帶來的深刻討論嗎？
毒，或許有時也是必要之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