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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Ken Loach
出品 美／2000
延伸閱讀 http://www.imdb.com/title/tt021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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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陳瑩恩 |
Sam: Ok. Listen up. Today is the great day for the janitors of this building, alright? But we have to let the owners of this building know, that this is gonna continue until they get their jobs back.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ve seen you’ve been insulted. I’ve seen you fired from your work. I’ve seen you go to financial crisis with your family, and threats of deportation. I’ve seen friends split up because of betrayal. I salute your courage! Ok, cuz it takes a lot of it.
Now, we’re fighting for health care, right? For respect at work. We want BREAD, but we want ROSES, too. We want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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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好，聽好。今天是本大樓清潔工的大日子。但我們要大樓老闆知道，我們會持續抗爭，直到他們重獲聘任為止。
過去幾個月來，我看到你們受屈辱，我看到你們失去工作，我看到你們和家人在財務上捉襟見肘，有人威脅要把你們驅逐出境，有朋友因為被判而翻臉。我向你們的勇氣致敬，因為這麼做需要很多勇氣。
我們要爭取健保，在工作上爭取尊重。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我們要生活中的一切美麗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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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頁的收尋欄位輸入了「肯洛區」（Ken Loach），按下“Enter”，出現的頁面大多顯示Ken Loach的電影著墨於藍領階級的勞動與生活。Ken Loach的作品經常樸實卻真切的刻畫階級、青少年以及種族議題等；與其夾帶過多政治正確的道德教化，Ken Loach利用影像呈現社會底層的真實，以2000年的作品《麵包與玫瑰》為例，他亦步亦趨的記述了大樓清潔人員身處被剝削的勞動環境，不僅勞動價值被資方極端的壓榨，甚至為「人」的尊嚴，也如同掃具一般，被大樓裡的白領階級不屑一顧。
致力於爭取清潔工權益的山姆（Adrian Brody飾演）突兀的出現在枯燥乏味的工作環境，他極力想說服大樓裡的清潔工為自己被剝奪的權益抗爭，手舞足蹈的說了一大串關於組織工會可以團結工人、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與資方抗衡等。他畫出的大餅雖然看起來甜美可口而令人垂涎，但對於害怕因抗爭被列入黑名單而喪失工作的清潔工，這樣的大餅被視為過度理想而充滿風險，即使那些權益是法律明定工人應得到的──包括籌組工會。
直到其中一位老年清潔工被態度傲慢的組長惡性解雇，瑪雅（Pilar Padilla飾演）決定集結其他同事，和山姆合作，開始一連串組織工會與爭取勞動權益的過程，而抗爭也最後成功迫使資方出面和解，並提供健保和休假。取得這些權益對中產的白領階級而言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天使清潔公司的工人眼裡，這絕對是實實在在的勝利，他們的勞動力和勞動價值終於受到尊重。
電影的原文片名為「Bread and Roses」，「Bread」作為「工作」的象徵，是養家活口的工具，因為工作關乎於生存問題，工作權更是國家需保障公民的人權，一旦工作機會因企業或工廠的惡性關廠、惡性解雇喪失，或工作權益和友善勞動的環境被剝奪，國家有責任介入，並履行法律來保障人民的就業機會。而「Roses」，在電影裡被廣泛詮釋為「生活中一切美麗的事物」（“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in life”），當然，也包含勞動者的「尊嚴」。在《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第一條即明白的寫下：「人人生而自由，尊嚴與權利一律平等。」（“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宣言不能只是喊在嘴裡的口號，而應訂定為理想社會的發展方向，需要在「人」身上被積極落實。因此國際特赦組織近來發起的「尊嚴運動」（“Demand Dignity”），其訴求和目標即為「終止一切造成貧窮的人權侵害」。
回到《麵包與玫瑰》，最後那場在大樓抗爭所喊出的口號──「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We want BREAD, but we want ROSES, too.”），揭露了藍領工人勞動價值和尊嚴長期的被資方漠視。電影其中一幕的對話令人印象深刻，魯賓和瑪雅在擦拭電梯前的凹槽，幾個身穿西裝、套裝的人大剌剌從兩人中間跨了過去，好似他們只是堆放的障礙物，魯賓對瑪雅說：「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的「制服理論」，人穿了制服就會隱形。」（“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iform theory’? People will become invisible after they wear the uniform.”）。
所謂「制服理論」解釋了職場上勞動階級的不被看見，高度的被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他們的最高準則是服從，反抗則會讓飯碗不保。也難怪《麵包與玫瑰》裡，有些清潔工寧可領著被資方壓榨而領取微薄的薪資，卻從事超額的勞動工時，沒有休假、遑論健保，也不願冒著失職的風險去爭取那些他們應有的權益，那樣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隨時可能面臨解僱），正是使他們最初抱持保守的態度的主要原因，「能安穩過日子就好」──這大概是藍領階級最卑微的願望，不只是電影，更是現實生活中大多數勞工的處境。
私自認為，Ken Loach藉著《麵包與玫瑰》表達對理想的堅持與信仰的重要。唯有公民仍抱持改善社會的理想，才能改變主流社會價值中被認為「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的現況。社會階級的不公絕對沒有自然而然的存在樣貌，勞工階級也絕對不如（瑪雅的姐姐）羅莎所言的永遠位處弱勢位置──「我們永遠鬥不過他們，何時我們才能明白？」（We will never win over them. When are we going to understand it?）。
藍領勞工非生來卑賤，貧富差距、勞動力廉價化和勞動尊嚴的被奪取，與社會整個大結構和主流價值息息相關，那是深植於歷史脈絡發展而來的結果，並非本質上的必然。就此而言，勞工的劣境是可以被改變的，但是這樣的改變，面對的是拆解「社會結構過度強大」的假象，常常也是台灣社運工作者致力打破的迷思。而他們之所以能在艱困而不理想的時代努力奮鬥，往往是對於理想社會被實踐的嚮往。雖然，理想常和當下的現實有著過度遙遠的距離，因此常被視為天馬行空、不切實際；但所謂的「實際」，有時不也是種保守的態度，以最卑微的姿態過著日子，社會的不公義遍佈各個角落，過度實際的人，往往內縮自己生存的空間和自我價值，弱化了自身可以做出改變的力量。
理想，可以像山姆一開始畫出那塊甜美卻無法觸及的大餅，擺放在前方，作為驅策前進的動力和方向。而且最終的結果絕不是最重要的，悲、喜劇只是某一刻的狀態，珍貴的倒是做出改變的行動本身，是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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