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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音樂】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搖滾詩人身影：搖滾紀錄片裡的Bob Dylan
文 / 曾芷筠
身為一個Bob Dylan迷，該如何去看待一部關於Dylan傳記電影，是非常令人焦慮且不知所措的。我仔細聆聽Dylan每句歌詞的咬字、端詳我所擁有的每一張唱片封面、翻遍了他的自傳《CHRONICLES》(中譯：搖滾記)，還有他的兩部紀錄片《Don't Look Back》和《No Direction Home》，試圖找出Dylan的真面目。
這個企圖注定失敗，不只因為他是一個搖滾巨星，我們所閱讀到的媒介都是經過選擇性翻譯的表象，更多的原因是Dylan根本沒有真面目，或者說，Dylan一直做的事就是在反抗一個既定的、被簡化分類的形象。他在1965年面對媒體訪問時即不屑地表明：「我不需要TIME雜誌來告訴我歌詞裡面有什麼訊息，我只是這樣想並且把字寫下來而已，我不需要給你理由或告訴你這裡面有什麼訊息；如果你認為裡面有什麼訊息，去告訴其它人吧！」Dylan對於他無法決定別人怎麼看待他這件事是高度自覺的，當那些冠冕堂皇的政治意義蔓延出去並扣到頭上的時候，他便會往反方向奔馳，加速或失速。他走了那麼遠、去了那麼多地方，那麼，在他腳步所止或轉彎的地方，能看見什麼？似乎只是呈現了一個個人，在不同時代的歷史脈絡中精神多向度的可能性。「我反正是個局外人。」六十五歲的Dylan這樣說著，他一直以來的行為，像是為了與過去分隔，我們甚至必須比較他不同時期的形象、反覆思索，相對的意義才可能出現。
在《I'm Not There》這部電影（中譯：巴布狄倫的七段航程）裡，導演Todd Haynes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還原或是確立一個形象，因此找來了六個不同膚色、性別的演員；對於一部處理Bob Dylan的傳記電影來說，這可能是一種不得不然的方式。我們知道那些人都是Dylan，卻以六個名字六種形象出現，以假亂真地讓觀眾抽離了原本以為的指涉。每一個新的形象出現時，都逼迫觀眾去重新認識，並且在每一個形象中不斷移動，被帶往未知之境；沒有預先告知，就任意地抽換撕扯。電影的敘事並不遵守流暢的邏輯或給出一個鄉下青年奮鬥發跡的故事，這對於一些不熟悉Dylan生平的觀眾而言卻不至於是障礙，因為剪接上仍保持了大概的時間感，卻刻意穿插跳躍，像一段一段的切片，看起來似乎如實呈現了某個生活的片刻，但只窺探而不試圖指向任何哲學意義。然而這部電影還是處處充滿巧思。例如，Cate Blanchett所飾演的Jude出現時，是被困在車內，音軌上可以聽見沉重的呼吸聲，以及當他筋疲力盡像一只抽乾的風箏被綁住一隻腳踝、飄浮在空中時，不難發現這兩個鏡頭和費里尼的名作《8又1/2》開頭非常相像。還有計程車內火爆的訪問後插入一首歌「Ballad of a Thin Man」，畫面上幾乎呈現了歌詞中的比喻，強而有力具體化了冷嘲熱諷。而由Ben Whishaw飾演的Rimbaud，則是我認為片中最動人的角色，全片只有在他出現的時候，不是置身於特定時空，而只是在柔和的黑白影像中靜靜抽煙，蹈空於任一個戲劇性場景之上，陳述著內心零碎的想法，它代表的似乎是一個外在人事所碰觸不到的、純淨詩人的靈魂。電影的最後一個畫面，是Dylan本人入迷地吹奏口琴的特寫，剪接自以前的紀錄影像。
而由Pennebaker所拍攝的紀錄片《Don't Look Back》，則記載了Dylan於1965年的演唱活動周遭，以及歌迷們的反應。全片沒有刻意打光，器材簡單的手持攝影，跟隨Dylan進出房間，沒有劇本和分鏡。當Dylan在旅館房間內彈吉他唱歌、大聲和人吵架、喝酒笑鬧攀爬，攝影機就靜靜在一旁觀看。這部紀錄片是非常珍貴的畫面，它不以剪接揭示意義，一個鏡頭中的每個元素在影框之中都好像赤裸裸地自己生長。我們可以看到Joan Baez坐在沙發上無所是事地笑，我們也看見Dylan坐在打字機前搖頭晃腦打字；她在他身後彈著吉它唱完了一首歌。Dylan當時煩躁不耐的情緒、只專注自己而對旁人無動於衷的習性，都由一個個完整的鏡頭展現，極為真實，整體而連貫。
另一部由Martin Scorsese執導的紀錄片《No Direction Home》，則陳述了Dylan早期的經歷，同時穿插了許多重要人物的訪談：拍攝當下的Dylan、唱片製作人、樂團樂手、互相珍惜的前輩歌手等等。不同於上述兩部電影，這部紀錄片從早期受到Woody Guthrie和其他民謠藍調音樂影響的少年，一直到1966年的摩托車車禍為止，以大量的資料畫面和訪談去重構一個歷史敘事，並聚焦在Dylan 60年代中期的戲劇性轉變，以及之後的歐美巡迴演出，台上的電吉他表演和台下觀眾鼓譟抗衡。這部電影的最後一個畫面，刻意突顯了英國皇家亞伯廳那場演唱最傳奇性的一個時刻，Dylan說：「我不相信你，你是騙子。」然後開始唱起「Like A Rolling Stone」。這部紀錄片對於當時的社會氛圍、Dylan在60年代早期出現的政治領袖意義、以及他走向電子搖滾後的群眾反應，都提出了很多合理解釋。當時的傳奇性，畢竟還是由觀眾和Dylan兩者所共同創造出來，意義由外在世界賦予；而Dylan所做的，或許只不過是掌握自己，誠實地做音樂。「我只是想了解事物，然後不受它們羈絆。」Dylan在自傳裡這樣說。
Dylan每一個時期的形象，都承載著一定的時代總量：我們太需要英雄，太需要一個意識型態的代言者，正如60年代的群眾想要一個抗議民謠歌手。對於現在的觀眾而言，我們最想要的、最令人屏息以待的，可能是Cate Blanchett所飾演的Jude，那個瘋狂嗑藥、抖著夾煙的手晃來晃去，對所有人不屑一顧同時又創作最驚人、以電吉他行表現主義、藝術成就被認為最高的Dylan。為什麼？這個形象如此戲劇化，煙不離手、瘦弱蒼白的身驅、亂髮墨鏡黑西裝、想像力天馬行空、話語意味不明、直接挑釁記者、嘲笑道貌岸然的資產階級、和台下觀眾的噓聲鼓譟對抗、夜復一夜不眠地創作歌曲。它太完美地符合了我們對於一個離經叛道的搖滾詩人最極限的想像，太年輕美好、也太酷了。這段歷史不斷被神話化和重複言說，惟獨Dylan的自傳，反而輕巧地越過了這幾年，他把車窗搖到底加速行駛，等待強風把那個抗議歌手的陰謀吹散。60年代和現在的歷史脈絡已截然不同，70、80年代，Dylan每出一張專輯，樂評也會不斷地回到60年代去對照比較─那對於我們而言，像是意義的源頭、理想的原型，然而Dylan卻似乎完全忽視歌曲之外的意義，對於1966年的觀眾噓聲，他自己這樣解釋：「我不認為有人對歌曲本身有負面反應，不管他們為了什麼而發出噓聲，那應該都跟他們聽到的東西無關。」觀眾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場對著他叫囂，而他只想專注在歌曲本身，它的聲音和歌詞就已經是全部的目的；因此，電吉他對他而言和現代化、流行音樂完全無關，他說：「大多數的歌手表演時是在突顯自己，而不是歌曲，但我想要表現的是歌曲。」
民謠是Dylan看盡人生面貌的方式、是最強而有力的武器，也是掌握自己的工具，歌曲無論如何是這部電影、或是理解Dylan最重要的東西。《I'm Not There》開頭的一句旁白說：「如果一首歌曲可以自由行走。」一首歌曲及其所挾帶的能量，已經等同於詩，穿透了時空與物質，直接掀起腦內革命，如同Woody Guthrie的音樂帶給Bob Dylan最初天崩地裂的狂喜。Dylan最早的兩三張專輯，在唱腔和口琴吉他的技巧上，都極力模仿這個他所崇拜的民謠歌手，用腹部擠壓出一種像哭腔一樣的吼聲。從1965到1967這兩三年之間，專輯包括了《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Highway 61 Revisited》、《Blonde on Blonde》，則是最為人熟知的、心靈自發式的超現實搖滾實驗，錄音中包含笑聲、失誤重來，卻愈發迷人，而歌曲形式仍然嚴謹。福音歌曲倒不至於不值一聽，我認為Dylan不會看不透所謂宗教或教會，福音歌曲卻讓他有了不同的高度和領悟，他像踱來踱去的沉思者，時至今日，在最近的一張專輯2006年《Modern Times》裡，仍然有傳統的藍調、長篇細緻的歌詞、多種聲音樂器的實驗，實在令人無限敬佩。《I'm Not There》的原聲帶，請來了橫跨多個世代的樂手翻唱，包括Sonic Youth、Cat Power、Jeff Tweedy、Yo La Tengo，最後一首主題曲「I'm not there」，則由Dylan和多年戰友The Band演奏。這部電影的演員名單和演唱名單一列出來只能說是閃到必需戴墨鏡。Dylan的傳奇性成就確實讓人心儀並願意錦上添花，並且絲毫不會掩蓋歌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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